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政府


济南市政府采购管理办法
济南市人民政府


（第50次市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规范政府采购行为，促进廉政建设和经济活动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采购，是指政府为实现管理职能或者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需要，以规范的方式和程序，使用财政性资金购买货物、工程、服务的行为。
第三条 凡使用财政性资金的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经济组织（以下称采购单位）以及与政府采购活动相关单位，必须遵守本办法。
前款所称财政性资金，包括预算内资金、预算外资金、事业收入以及国内外政府贷款。
第四条 市财政局是本市政府采购工作的主管部门。各县（市）区财政局负责本级政府采购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各级政府采购办公室具体负责本级政府采购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五条 政府采购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效益原则，维护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提高财政性资金的使用效益。

第二章 政府采购预算与采购方式
第六条 财政部门应当根据本级政府采购的实际需要，编制本级政府集中采购目录，确定政府采购范围，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七条 采购单位在编制年度部门预算时，同时编制年度政府采购预算。政府采购预算应当列明拟采购项目的名称、数量、质量、规格、性能要求、参考单价、总金额、供应时间等内容，并随同部门预算报送财政部门。
财政部门应当按照审核批准的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本级政府采购计划，确定政府采购方式。
第八条 政府采购实行集中采购与分散采购相结合，以集中采购为主的原则。
集中采购由财政部门委托政府采购机构或具备政府采购招标代理资质的中介机构组织实施。
政府采购机构或具备政府采购招标代理资质的中介机构应当按照政府采购计划确定的采购范围和采购方式组织采购活动。并按照规定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采购有关资料。
凡未列入集中采购目录的，由各单位分散采购，但采购结果必须报财政部门备案。
第九条 中介机构具备下列条件的，经市财政部门批准，方可取得政府采购招标代理资格：
（一）依法成立，具有法人资格；
（二）熟悉国家有关政府采购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接受过财政部门政府采购业务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机构人员的20％以上；
（三）具有一定数量能胜任工作的专业人员，其中具有中级和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应分别占机构人员总数的50％和10％以上；
（四）具备较完善的供应（承包）商信息库、专家库、招标业务资料库；
（五）遵守法律、法规，具有履行采购合同的能力和良好信誉；
（六）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政府采购采用公开招标采购、邀请招标采购、竞争性谈判采购、询价采购、单一来源采购等方式进行。
第十一条 按照国家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采购项目，应当招标采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实行其他采购方式：
（一）涉及国家安全和秘密的；
（二）采购项目只有唯一的供应（承包）商，其他产品无法代替的；
（三）因发生不可抗力事件，不宜采用招标方式的；
（四）经公告无三家以上供应（承包）商参加投标，或者供应（承包）商未对招标文件作出实际性响应而导致招标无法进行的。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采用竞争性谈判采购方式：
（一）招标后，没有供应（承包）商投标或者没有合格标的；
（二）出现了不可预见的急需采购，而无法按招标方式得到的；
（三）投标文件的准备需较长时间才能完成的；
（四）供应（承包）商准备投标文件需要高额费用的；
（五）对高新技术含量有特别要求的；
（六）财政部门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三条 采购项目属于标准规格且价格弹性不大的，可以采用询价采购方式，但必须有三家以上的供应（承包）商报价。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
（一）只能从特定供应（承包）商处采购或者供应（承包）商拥有专有权，且无其他合适替代的；
（二）原采购的后续维修、零配件供应、更换或扩充，必须向原供应（承包）商采购的；
（三）在原招标范围内，补充合同的价格不超过原合同价格50％的，必须与原供应（承包）商签约的；
（四）预先声明需对原有采购进行后续扩充的；
（五）财政部门有充足理由认为只有从特定供应（承包）商处进行采购，才能促进实施相关政策目标的；
（六）从残疾人、慈善等机构采购的；
（七）财政部门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章 招标采购程序
第十五条 招标采购分为公开招标采购和邀请招标采购。
公开招标应当由受委托的政府采购机构或中介机构（以下简称招标人）向社会公开发布招标公告，并且至少有三家符合招标文件规定资格的供应（承包）商参加投标。
邀请招标应当由招标人向五家以上符合招标文件规定资格的供应（承包）商发出投标邀请书，并且至少有三家投标人参加投标。
第十六条 采用公开招标的，招标人应当于投标截止日20日以前发布招标公告，招标公告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招标人的名称、地址；
（二）招标项目的名称、规格、数量；
（三）供应（承包）商的资格要求；
（四）获取招标文件的办法和时间；
（五）投标时间和地点。
第十七条 招标人应当根据政府采购项目编制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采购项目的名称、数量、规格；
（二）交货、竣工或提供服务的时间、地点；
（三）投标保证金的数额；
（四）投标文件的编制要求；
（五）开标的时间和地点；
（六）投标人提供的有关资格和资信证明文件；
（七）提交投标文件的方式、地点、截止时间；
（八）采购合同格式及其条款；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第十八条 招标人应当根据采购的项目编制标底，在定标前必须密封保存，任何人不得泄露。
第十九条 招标文件发出后，招标人需要修改、补充或者更正招标文件的，应当在投标截止日15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已索取招标文件的供应（承包）商。
第二十条 已索取招标文件、拟参加投标的供应（承包）商，应当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内容和要求编制投标文件。编制的投标文件应当加盖本单位印章并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签字后，密封送达招标人，并按规定交纳投标保证金。
第二十一条 招标人应当根据采购的内容组织评标委员会，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代表、采购单位代表和有关专家组成，并邀请监察、财政、审计等部门派员参加。评标委员会成员总人数为5人以上的单数，其中专家人数不得少于三分之二，与投标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员应当回避。
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严格遵守评标规则，依法、公正的履行职责。
第二十二条 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对投标文件提出的质量、价格、性能、期限、服务等条件以及投标人的资质、信誉等进行综合评审，确定中标人，并写出书面评标报告。
在性能、服务同等的情况下，对于价格作为唯一因素的采购项目，可以公开竞标，由报价最低者中标。
第二十三条 中标确定后，招标人应当在2日内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并同时将中标结果通知所有未中标的投标人。
招标人应当在发出中标通知书次日起，向未中标的投标人退还投标保证金。
第二十四条 招标人与中标人应当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签订书面采购合同。

第四章 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五条 政府采购项目，资金来源属预算内资金和预算外资金的，财政部门应当将采购资金直接拨付到政府采购资金专户。
政府采购项目，资金来源属自筹资金与预算内（外）资金配套的，采购单位应当于采购开始前，将自筹资金部分划拨到政府采购资金专户。
第二十六条 采购单位应当对供应（承包）商提供的货物、工程项目或者服务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由财政部门根据采购合同对验收结果进行审核，符合规定的，办理采购资金的拨付手续。
第二十七条 属分散采购的，财政部门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拨款，由采购单位与供应（承包）商直接结算。
第二十八条 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政府采购的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内容包括：
（一）政府采购预算的执行情况；
（二）政府采购是否按批准的采购计划进行；
（三）政府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是否符合本办法的规定；
（四）采购合同的履行情况；
（五）其他应当监督检查的内容。
被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和情况，不得拒绝检查。
第二十九条 财政部门发现正在进行的采购活动违反规定，可能给国家、社会公众和当事人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或导致采购无效的，应当责令招标人或采购单位停止采购，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办法的规定进行处理。
第三十条 政府采购当事人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可以向财政部门提出书面投诉。财政部门应当在收到投诉书之日起30日内作出处理。
第三十一条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新增国有资产的管理，及时办理新增资产的登记。
第三十二条 监察、审计部门应当依法对政府采购活动以及资金的使用进行监察、审计，并将有关情况向社会公布。
任何组织和个人均有权对政府采购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进行控告和检举。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采购单位未经财政部门批准，自行确定采购方式或者自行组织采购的，财政部门不予拨付其采购资金，并按照有关规定追究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第三十四条 供应（承包）商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财政部门给予警告，并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三年内不得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一）弄虚作假，隐瞒企业资格的；
（二）恶意抬高标价或者压低标价的；
（三）互相串通排挤对手的。
第三十五条 采购单位与供应（承包）商应当依法履行合同，当事人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可以向济南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十六条 招标人未按照本办法规定组织招标或者与投标人串通虚假采购，给财政部门或者采购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代理资格，并追究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行政或者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财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执行本办法，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济南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一）货物类：
1、公务用机动车辆；
2、专用车辆；
3、电梯；
4、锅炉；
5、空调（包括中央空调）；
6、办公家具（采购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
7、医疗器械（采购金额在20万元以上的）；
8、教学、科研仪器设备（采购金额在10万元以上的）；
9、影视设备（包括录像设备和音响设备）；
10、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传真机等办公自动化设备；
11、服装；
12、采购单价在2万元或批量采购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其他物品。
（二）工程类：
1、建筑工程（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或者投资额在50万元以上的房屋建造和土建工程）；
2、装饰装修工程（投资额在20万元以上的修缮、装饰、装修等工程）；
3、环保绿化工程（投资额在20万元以上的环境保护和园林绿化工程）。
（三）服务类：
1、国际机票；
2、公务用车的定点加油；
3、公务用车的统一保险；
4、信息系统的开发、设计。



2000年11月30日
无因管理二题（the Two Issues of Spontaneous Agency）


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管理他人事务或为他人提供服务的行为。无因管理中，管理他人事务之人叫管理人，受管理事务之人为本人。无因管理制度是我国民法体系中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法条规定本身的简陋与粗疏，致使无因管理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遇到了不少的问题。本文择其较重要的两个问题作一粗浅论述，希有助于这一制度之完善。
一.无因管理的主观方面。
1.关于无因管理人主观意思的认定问题。
管理人具有为本人谋利益的意思是无因管理成立的首要条件，正是这一条件把无因管理与侵权行为从根本上区分开来，所以对其认定具有重要意义。管理人为本人谋利益的意思是从动机层面说的，属于主观方面的范畴，而其管理行为是一种无须明示的事实行为，这使得管理人的主观意思在司法实践中较难把握。笔者认为，可以把主客观两方面结合起来，作综合考虑：
首先，从客观方面来说，必须存在对他人事务进行管理或服务的必要性，即本人对自己的事务或财物一时失去控制，或无法完全控制，不能进行有效管理，如果这种情形继续下去，其利益就可能发生丧失的危险，这种对利益急需进行有效保护与管理的需求客观上可能促成别人产生为本人谋利益的主观意思。反之，如果客观上本人事务并没失控，利益并没有将受损害的危险，他人实施了管理行为，则不能推定他人有为本人谋利益的善意动机，其行为不构成无因管理。行为若造成本人利益损害，还可能构成侵权。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是否要求管理行为的结果一定有利于本人？笔者认为，正如良好的结果未必出于良好的动机一样，良好的动机也未必会带来良好的结果。为他人谋利益的主观动机是先于管理结果而客观存在的，尽管大多数的无因管理行为其结果最终是有利于本人的，但不能因此而把结果是否有利于本人作为区分是否属于无因管理行为的标准。否则就是本末倒置，不利于鼓励无因管理行为。
其次，从无因管理的主观方面看，判断管理人的主观意思应考虑三项因素：管理人的主观条件，事务管理的一般社会常识，本人对其事务的管理要求（以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为限）。管理人的主观条件包括管理人的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文化知识水平以及工作、生活经验等。一个人的行为必然受限于其自身的主观条件，管理人的管理知识水平决定了管理人对社会常识的判断和对事务的处断。如果管理人具备一般社会水平，便能推出本人的管理见解，作出有利于本人的管理行为。但由于无因管理是事实行为，因而并不要求管理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只要具有认识能力即可。因此，如果管理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具备足够的管理知识水平，但只要其行为不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而尽其所能地为本人利益进行管理，就应认为其有管理意思，构成无因管理，而不应以侵权行为论，这样才能体现无因管理的立法旨意，更具合理性与公平性。法律充分尊重民事主体自由处分其事务的权利，要求他人不得随意干涉，所以管理人的行为一般不得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即管理行为应与本人对其管理事务的要求相适应。当然，如果管理人所管理的事务是本人应尽的法定义务或公益义务，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的，则不受本人意思的限制。本人不能在事后随意以有违本人意愿或有损本人利益为借口，否认无因管理行为的存在。
2.关于无因管理人的注意义务问题。
管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注意义务，直接关系到对管理后果的责任承担，有时甚至导致无因管理行为转化为侵权行为。可见，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有重大影响。有学者认为，管理人应尽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渊源于罗马法上的善良家父之注意义务，这种注意义务要求以社会的一般观念认为具有相当知识经验的人，对于一定事件所用的注意义务为标准来判断行为人是否有过失。行为人有无尽此注意的知识和经验，以及他向来对于事务所用的注意程度如何，则在所不问[1]。笔者认为，以这种注意义务来要求无因管理人是有失公平的。无因管理作为一种事实行为，对管理人的行为能力没有限制，因而管理人的知识与经验水平可能与社会客观标准相差很大，要他承担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无异于要求管理人做他所不能做到的事情。无因管理是债的独立发生根据之一，根据民法理论，在债的关系中，如果法律无规定，当事人又无特别约定的，债务人的责任依债务人是否获得利益而轻重不同。在无因管理之债中，管理人并不能从管理行为中获得利益，而是为了他人利益予以管理，这是一种受到法律肯定与鼓励的行为。所以，对管理人的管理行为义务不宜作太高要求，管理人只需承担与管理自己事务一样的注意义务即可。换言之，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以管理人在平日处理有关法律上，经济上，身份上等一切属于自己利益范围的事务所用的注意为标准[1]。如果管理人证明自己在主观上已经尽到了基于自身的认知、判断、预见能力在当时具体的管理情境下所能尽到的注意义务，即使与社会的一般标准有差异，均应认其主观上是无过失的，不应对其管理后果承担责任。比如，某工人甲捡到一台电子词典，将其放入自己从不上锁的柜箱等待寻找失主，不料词典被人窃去，这时，只要甲能证明自己类似价值的东西放入柜箱从来也不上锁的，即使他周围一般的工友都对其柜箱上了锁，失主也无权请求甲赔偿电子词典的损失，因为甲尽到了与管理自己事务一样的注意义务。

二.无因管理与防止侵害行为
防止侵害行为是指为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侵害而采取的旨在制止、排除不法侵害或危险的行为。我国《民法通则》第93条和第109条对无因管理行为与防止侵害行为分别作了规定，似乎显示出两者的区别性。但通过对两者的构成要件进行分析，不难看出，两者的共性大于个性，同一性大于差异性，防止侵害行为可以而且应该纳入到无因管理的范畴中来。这样，既有助于实现立法的简约精当，也便于更好地处理防止侵害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关系。
防止侵害行为具有无因管理的基本特征，属于无因管理的范畴。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2]：
（1）在实质性构成要件上，防止侵害行为与无因管理行为完全符合。第一，在主观要件上，行为人都具有维护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的意图。这种意图既可表现为使他人利益得以增加，也可表现为使他人的利益免遭减损；第二，在客观要件上，无因管理必须是管理了他人事务，防止侵害行为也同样如此，防止自己受到不法侵害的行为由正当防卫制度调整。而且，这种对他人事务的管理包括救助，都是以行为人不负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为前提。职务上负有特定义务，或者依照合同负有约定义务的，都不能成立防止侵害行为或其他无因管理管理行为。此外，无因管理行为的表现方式也如同一切无因管理的类型一样，必须是积极的行为；第三，在主体要件上，无论是在防止侵害行为或者其他类型的无因管理中，一切不特定的自然人均可成为其行为主体，并没有对行为能力的特别要求，只需具有相应的意思能力即可。
（2）防止侵害行为是无因管理的类型之一，两者的关系是种属关系。无因管理在社会生活中非常普遍，所涉及的事务十分广泛，既可以具有经济性质，又可以不具有经济性质；既可以是有关财产的事务，也可以是有关人身的事务；既可以是一时性的行为，也可以是持续性的行为。其外延是非常宽泛的，凡为维护他人利益或使他人利益免受损失的行为，都可成立无因管理。所以，像扶危救难，见义勇为等防止侵害行为都可以并入无因管理的广义范畴。
（3）防止侵害行为的法律性质、立法趣旨与无因管理行为相同。两种行为均因对国家、社会、他人有益而具有阻却违法性，在法律性质上都属于一种单方面的合法的事实行为。立法上对这两种行为的规范和调整宗旨一致，都是为了大力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健康发展。所以，两种行为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和鼓励。
以上分析表明，防止侵害行为本质上属于无因管理的范畴，是无因管理行为的一种特殊类型。其区别于其他无因管理行为的特殊性在于：防止侵害行为往往较多地涉及对人身利益的保护，人身危险性较大，一些场合存在着不法侵害人以及法律对于防止侵害行为与无因管理行为的法律后果作了不同的规定。显然，这些不过是些非根本性的区别。由于这些区别的存在，使得一些人对防止侵害行为的性质发生误读，以至于试图将两者硬然分开，这种人为割裂两者有机联系的做法，必然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后果。指出防止侵害行为的特殊性，是为了在制度层面上对其加以更好地规范和调整，当前法律对防止侵害行为人的权利保护与救济机制是明显不足的，这种情况急需改变。当然，这是另一话题，在此不再讨论。
注释：
[1]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债权篇），法律出版社1998版，第25页。
[2]参见徐武生，何秋莲：《见义勇为立法与无因管理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4期，第76-77页。



作者：阳朝锋 湘潭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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