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四川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修正）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1996年4月16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10月17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四川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道路运输正常秩序，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运输市场，保障道路运输经营者及其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规范经营行为，促进道路运输业的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四川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道路运输，包括道路旅客运输、道路货物运输以及相关的汽车维修、搬运装卸、驾驶员培训和运输服务等活动。
凡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从事营业性道路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条例。
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的运输车辆和设施从事营业性道路运输业务的，适用本条例。
城市公共交通的经营和管理不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行使道路运输管理职责。
公安、建设、农机、工商、财政、税务、教育、物价、技术监督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协同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本条例。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制定本行政区域内道路运输发展规划。各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道路运输发展规划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营业性车辆类型的调整、数量的投放、客货运输站点和车辆维修网点的布局等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客货运输站点和车辆维修网点的建设应当符合城市或村镇规划。
第五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遵守法律、法规、规章，为服务对象提供安全、及时、优质的服务。

第二章 开业与停业
第六条 申请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向所在地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交立项申请书及有关文件，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在30日内作出是否同意的答复。
筹备组建中外合资道路运输企业、一级客运站和汽车驾驶学校，向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立项申请。
第七条 被批准的申请人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具备开业条件。开业条件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符合道路运输发展规划；
（二）符合道路运输市场需要，有利于增进公众便利；
（三）具备与其经营种类、项目和范围相适应的车辆、设备、设施、流动资金、专业人员；
（四）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第八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开业条件对申请人审查合格后，发给经营许可证或汽车驾驶学校培训许可证。
申请人应按规定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税务部门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在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核准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
第九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停业、歇业、合并、分立、迁移和变更经营范围的，应当分别到原批准设立的机关和原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税务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接受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年度审验。经审验合格的，方可继续经营。审验不合格的，由原审批机关吊销经营许可证，并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第十一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新增营业性道路运输车辆（不含拖拉机），经所在地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批准后方可经营。

第三章 从业人员培训和车辆技术管理
第十二条 从事道路运输的经营者、从业人员，必须接受有关法律、法规、专业技术、职业道德和岗位技能的培训，经考试合格方可上岗。
营业性道路运输车辆的驾驶员，应取得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准驾证。
第十三条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对汽车驾驶学校实施行业管理。
第十四条 汽车驾驶（含增驾）人员经汽车驾驶学校（班）培训合格或自学驾驶经驾驶学校考核合格的，方可向公安车辆管理机关申请考试，领取驾驶证。
第十五条 汽车驾驶学校（班）必须执行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按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的教学大纲、增圳标准，按核定的范围培训人员，保证教学质量。
第十六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和车辆应用技术规范使用车辆，建立强制维护、视情修理制度，保持运输车辆技术状况良好。
道路运输经营者必须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制定安全考核指标，对生产各环节、工种、岗位的安全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
第十七条 对符合技术要求的运输车辆，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照国家规定核发道路运输证。从事营业性货物运输的拖拉机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营运证。
道路运输证、营运证必须随车携带。
第十八条 对车辆综合性能或者专项性能进行检测的车辆技术检测站，应当按照国家和行业标准进行检测，确保检测结果准确，如实提供检测结果证明，并承担法律责任。
营业性车辆技术检测站，可以接受公安、交通、技术监督、环保、商检、保险等部门的委托，进行车辆安全性、动力性、经济性、可靠性及噪声、尾气排放等项目的检测。

车辆技术检测站出具的检测合格证明，在维护周期内，是车辆性能的合法凭证。
第十九条 从事超长线路、高速公路、夜行班车运输的车辆，必须达到一级车车辆技术状况。从事营业性运输的车辆必须定期接受车辆技术检测。
第二十条 拖拉机、两轮摩托车、载货三轮车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禁止载客的车辆不得从事营业性旅客运输。
经检测不合格的车辆和已达到国家规定的报废年限或行驶里程的车辆，不得从事营业性运输。

第四章 客货运输
第二十一条 旅客运输是指运用汽车和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运载旅客的活动。
货物运输包括整车货运、零担货运、特种车货运、集装箱货运、包车货运和非机动车货运。
第二十二条 旅客运输的线路、站点及经营区域，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道路运输发展规划，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分级管理的原则进行规划和审批。
经营者从事县（市、区）境内旅客运输的，向县（市、区）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从事跨县（市、区）旅客运输的，向市（地、州）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从事跨市（地、州）及跨省旅客运输、高速公路客运和涉外旅游客运的，向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营业性旅客运输车辆凭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统一制发的线路标志牌或营运标志运行。
第二十三条 客运班车必须进入客运站载客，按批准的线路、班次运行。客运车辆不得随意绕道运行、无故拒载旅客、坑骗旅客、中途变更车辆或者将旅客交他人承运。确需变更车辆或交他人承运的，不得重复收费。
严禁客货车辆超速、超载、超时作业。
第二十四条 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客运经营权可以实行有偿使用。有偿使用所得纳入当地财政专项储存，专款用于道路运输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十五条 货物运输经营者承运国家和省人民政府规定禁运或限运的物资以及超限、危险货物，依据国家和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办理手续。
第二十六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不得允许旅客和托运人夹带易燃、易爆等危险品上车或办理托运。由于夹带危险品乘车或托运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及人身伤亡的，责任人应承担责任。
第二十七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完成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下达的抢险、救灾、战备等紧急运输任务。

第五章 车辆维修
第二十八条 车辆维修是指汽车、汽车挂车、摩托车、简易机动车的大修、维护和专项修理。
车辆维修的类别，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分级管理的原则核定，从事维修的单位和个人不得越类承修。
第二十条 车辆维修单位和个人必须保证维修质量，做好维修记录，建立维修档案，为送修车辆如实填写维修记录卡。大修和二级维护竣工的车辆出厂，须有出厂合格证。
车辆维修单位和个人不得承修报废车辆和拼装车辆，不得使用伪劣车辆配件。
第三十条 车辆维修实行公平竞争。车主可自行选择维修厂点，任何单位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车主到指定的维修厂点维修车辆或装配车辆附加设备。
第三十一条 在维修质量保证期内，由于维修质量原因发生的故障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车辆维修单位和个人应承担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

第六章 搬运装卸
第三十二条 在车站、港口、厂矿、仓库、商品交易市场等货物集散地点进行货物搬运装卸的经营者，应当在核准的范围内作业。大宗、贵重、危险货物的搬运装卸，经营者应与托运人签订搬运装卸合同。
港区内的搬运装卸作业管理按《四川省港口管理办法》执行。
第三十三条 企事业单位自有的搬运装卸组织，需要对外开展营业服务的，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到当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领取经营许可证，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税务部门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
第三十四条 搬运装卸经营者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安全操作规程组织作业。从事危险货物和大型、特种物件搬运装卸的，应具备专用工具和防护设备。
因搬运装卸作业不当造成的货损、货差或损坏交通设施的，搬运装卸经营者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章 运输服务
第三十五条 运输服务是指为道路运输提供服务的各项业务，包括客货运输站、客货运代理、联运服务、运输中介信息服务、仓储理货、营业性客货运输停车场、车辆租赁、车辆接送等。
第三十六条 客货运输站经营者应在购票、候车、托运行李货物等方面为旅客或托运人提供必要的设施和优质、安全的服务；为客货运输经营者提供必要的经营条件和公平竞争的环境。
客运站只能在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定的发班总量范围内，接纳持有线路标志牌的客车进站发班，并可视情组织加班。
第三十七条 客货运代理、联运服务经营者，对托运人或旅客承担民事责任。在发生运输事故赔偿时，应先行赔偿后再向实际承运人追偿。
第三十八条 运输中介信息服务经营者，应当向服务对象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对因信息误差造成的车辆空驶、货物延滞运输等经济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九条 仓储理货经营者应按货物的性质对货物分类存放，保证货物完好无损。因保管不当而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条 营业性客货运输停车场应有消防设施，健全安全守护制度，停车场停放车辆的数量应与停车场的面积相适应。因停车场的责任造成的车辆灭失、损坏或随车物品被盗，应由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一条 汽车租赁经营者应与承租人签订汽车租赁合同，并提供技术状况完好、装备齐全的车辆。在租赁期间，因车辆技术、装备问题造成的损失，由经营者承担责任。
第四十二条 车辆接送业务经营者应与用户签订车辆接送服务合同，将车辆按时、完好送达。

第八章 价格、规费、票证
第四十三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制定的运价政策、运价规则、价格规定和工时定额。
第四十四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依法纳税和按国家及省人民政府的规定缴纳运输管理费等交通规费和代征费。除国家和省人民政府规定征收的税费外，道路运输经营者有权拒付任何单位擅自收取的费用。
第四十五条 客票、货票等道路运输票据，按国家有关规定统一印制、核发。
道路运输经营者必须使用前款规定的统一票据。不出具票据的，旅客、货主和其他服务对象有权拒付费用。

第九章 监督检查
第四十六条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对道路运输经营者的经营行为、从事道路运输车辆的技术状况、交通规费和代征费缴纳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可以在省人民政府批准的交通检查站检查违章车辆，可以到客货运输站或相关经营单位、作业现场进行监督检查。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接受监督检查，如实提供情况。不得拒绝、阻挠交通行政执法人员的监督检查。
第四十七条 交通行政执法人员在执行任务时，应按规定着装，持有国家或省统一制发的行政执法证件。交通执法专用车应配备专用的标志灯饰。
第四十八条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建立举报制度，接受社会监督。对道路运输经营者或公众的投诉应在30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并对道路运输经营者之间、道路运输经营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纠纷进行调解。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对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对其作出的不适当的行政行为应予以纠正。

第十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以下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第八条规定，无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营运证）或超出经营许可证核准范围经营的，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1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第十五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1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经营许可证（培训许可证）。
（三）违反第十二条、第二十七条规定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吊销道路运输证（营运证）、准驾证或经营许可证。
（四）违反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1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准驾证、线路标志牌、营运标志或道路运输证。
（五）违反第二十九条、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处每车次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六）违反第四十四条规定欠缴交通规费的，责令其补缴，并按规定加收滞纳金。
（七）涂改、伪造、倒卖和非法转让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线路标志牌、营运标志、客票和结算凭证的，责令停业整顿，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中外合资的道路运输企业、一级客运站无经营许可证，或者汽车驾驶学校无培训许可证从事经营的，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由于客运经营者责任造成重、特大客运安全事故的，由公安交通管理机关依法处理，并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吊销其线路标志牌，由有权机关对单位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其它规定的，由公安、建设、农机、工商、税务、教育、物价、技术监督等部门分别按照各自的职责依法查处。
第五十二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不能就地处理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暂扣线路标志牌、营运标志或准驾证、道路运输证（营运证），发给代理证，并责令其限期接受处理。在规定的期限内拒不接受处理或无证经营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暂扣运输车辆或设备，出据暂扣凭证，
并责令其15日内到指定的部门接受处理。
逾期不接受处理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依法作出处罚决定，将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或公告。当事人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间内不履行处罚决定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将暂扣车辆或设备依法拍卖。所得价款扣除拍卖费用、车辆保管费，抵扣应缴交通规费、滞纳金、罚款后，余款退
还当事人，不足部分予以追缴。
对外省违章车辆，应通知车籍所在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处理。
第五十三条 罚没款的收缴办法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交通规费的滞纳金列入交通规费收入。
第五十四条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和其它有关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时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以权谋私的，由本单位或有权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或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五十六条 出租车客运和非机动车客运在国家和省未作新的规定前仍按现行体制管理。
有关农业机械的人员培训、考核和农业机械维修、安全监理、技术检测，依照《四川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执行。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自1996年7月1日起施行。

附：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四川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的决定

（1997年10月17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决定
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定对《四川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三条第一、二款合并为一款，修改为：“县级以上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行使道路运输管理职责。”
二、第六条第一款、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第五十二条中的“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第四十六条、第五十四条中的“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改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第九条中的“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机关”。
三、第二十二条第三款修改为：“营业性旅客运输车辆凭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统一制发的线路标志牌或营运标志运行。”
四、第四十八条修改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建立举报制度，接受社会监督。对道路运输经营者或公众的投诉应在30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并对道路运输经营者之间、道路运输经营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纠纷进行调解。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对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对其作出的不适当的行政行为应予以纠正”。
五、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中的“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修改为：“违反第八条规定，无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营运证）或超出经营许可证核准范围经营的，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1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修改为：“违反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1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准驾证、线路标志牌、营运标志或道路运输证。”
第四十九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即“违反本条例规定，中外合资的道路运输企业、一级客运站无经营许可证，或者汽车驾驶学校无培训许可证从事经营的，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第四十九条原第二款改为第三款。


六、第五十二条第一款：“在规定的期限内拒不接受处理”之后增加“或无证经营”几个字。删去第二款中的“申请人民法院”，并在“依法拍卖”之后增加一句为：“所得价款扣除拍卖费用、车辆保管费，抵扣应缴交通规费、滞纳金、罚款后，余款退还当事人，不足部分予以追缴”
。
七、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或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10月17日
本案法院认定的存款关系是否成立？
----对中国农业银行方城县支行因与方城县城区
农村信用合作社存单纠纷一案的探讨

嵩阳 耀强

《河南法院网》2008年12月12 日登载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中国农业银行方城县支行因与方城县城区农村信用合作社存单纠纷一案的《民事判决书》（2008）豫法民二终字第176号。基本案情为：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方城县支行（以下称农行方城支行）因与方城县城区农村信用合作社（下称城区农信社）存单纠纷一案，城区农信社于2003年9月5日向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农行方城支行与中国农业银行方城县支行博望营业所（以下简称博望营业所）共同支付存款60万元及利息20万元。原审法院于2003年10月29日作出（2003）南民三终字第73号民事判决，农行方城支行不服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法院裁定本案发回重审，原审法院经重审后于2004年10月20日作出（2004）南民商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农行方城支行申请再审，原审法院对本案提起再审，并于2008年7月30日作出（2008）南民商再字第4号民事判决，农行方城支行和城区农信社均对该判决不服，分别于2008年8月24日和27日向河南省高级法院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08）豫法民二终字第176号《民事判决书》。具体案情详见如下链接：http://hnfy.chinacourt.org/public/paperview.php?id=24247
此案虽经市中级法院一审、省高级法院二审、原审法院重审、原审法院再审和省高级法院终审， 但反复研读（2008）豫法民二终字第176号《民事判决书》之后，总觉得法院几次审理认定的事实疑点丛生，再审和终审判决的理由很难众，判决的结果似欠公平。现将其中的疑点问题提出，并谈几点浅见，以讨教于有识之士。
疑点之一：农行方城支行上诉中认为：根据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城区农信社未将款项交付博望营业所，而是交付给张松林个人，该款项支付后，城区农信社多次向王磊夫妇和张松林追要贷款那么。既然如此，那么，法院应当查明城区农信社究竟向谁交付资金的？交付资金是何种方式？张松林、赵河镇政府与该笔资金的关系是什么？
疑点之二：农行方城支行依据刑事判决上诉认为：该款至2003年9月3日已全部归还，至此双方的借贷关系已经终止。且两级法院也查证2003年由王磊其妻已归还城区农信社14万元、赵河镇政府归还23万元，那么，法院应当查明城区农信社2003年9月3日将该笔款项债务注销的真相。
疑点之三：所谓的该笔储蓄存款发生在城区农信社与农行方城支行之间，依《储蓄管理条例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储蓄是指个人将属于其所有的人民币或者外币存入储蓄机构，储蓄机构开具存折或者存单作为凭证，个人凭存折或者存单可以支取存款本金和利息，储蓄机构依照规定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活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公款以个人名义转为储蓄存款。”作为金融机构的城区农信社能够成为合法的储储主体吗？城区农信社违反《储蓄管理条例 》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公款以个人名义转为储蓄存款”的禁止性规定，其参与储蓄的行为有效吗？
疑点之四：1995年5月10日通过的《商业银行法》第46条规定“同业拆借，应当遵守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期限，拆借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四个月。”中国人民银行《同业拆借管理试行办法》第三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是同业拆借的主管机关，负责管理、组织、监督和稽核同业拆借活动。”根据这些规定，假如城区农信社与农行方城支行之间之间存在债的关系，岂不是又应当认定为“同业拆借”？法院认定的存款关系是否与上述法律与规章发生冲突？
疑点之五：存单约定的存期为一年、利率为2.25‰（年利率2.7%），以此计算，农行方城支行提前支付的利息只能仅为16200元。然而，城区农信社所谓交付资金之时“预扣双方约定利息86400元”，年利率水平高达12%。而该时期银行间同业拆借最高年利率为2.59%、单位及居民的一年定期存款年利率为2.25%、一年期贷款年利率为5.94%。城区农信社“预扣双方约定利息”执行的利率到底属于何种类型？在高息存款和贴水吸存早已销声匿迹的情况下，难道是贴水存款利率吗？倒扣利息造成资金使用者减少使用的资金为86400-16200=70200，该70200元的资金成本又有谁来承担？法院对这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高息行为不加评述和处理合适吗？
疑点之五：农行方城支行上诉中涉及到两个重要的案外人：一个是刑事审批中提到的款项领取人和城区农信社曾经追要过资金的人----时任赵河镇政府镇长的张松林，另一个案外人则是刑事判决书和原审法院再审的民事判决书均认定的实际还款人----赵河镇政府。他们对城区农信社负有什么义务而被城区农信社讨债或给城区农信社还款？是否为城区农信社指定的用资人或者为实际的用资人？这一问题不查明，案件的性质就难以确定！
疑点之六：争议的存单载明于2002年2月29日为该存款到期日。存款到期之后，城区农信社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到农行方城支行提取存款，然而，却出现了“城区农信社多次向王磊夫妇和张松林追要”资金的情况，城区农信社做法的法律依据何在？直到半年之后的2003年9月3日“王磊及妻子归还城区农信社14万元，赵河镇政府归还23万元。”城区农信社这种舍近求远的做法符合常理吗？难道不是另有难言之隐吗？令人费解的是，法院既然认定农行方城支行是存款的支付者，却冒出一个第三者“归还”资金，他们的还款行为居然得到城区农信社的认可，这是否为一种默契？
疑点之七：2002年实行的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单位存款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公款以个人名义转为储蓄存款。”第十条规定“金融机构对单位定期存款实行帐户管理（大额可转让定期存款除外）。存款时单位须提交开户申请书、营业执照正本等，并预留印鉴。印鉴应包括单位财务专用章、单位法定代表人章（或主要负责人印章）和财会人员章。由接受存款的金融机构给存款单位开出‘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以下简称‘证实书’），证实书仅对存款单位开户证实，不得作为质押的权利凭证。”城区农信社作为金融机构应当知道并遵守上述规定，如果依终审判决认定的法律关系，城区农信社岂不存在重大过错？对于这种过错导致的无论是自己的或者是农行方城支行的资金损失难道不应该承担一些责任吗？
上述重重疑点的存在，其根源在于终审法院搞错了争讼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笔者认为，正确处理本案，必须解决存款关系是否真实存在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般存单纠纷案件中，除应审查存单、进帐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的真实性外，还应审查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存款关系的真实性，以真实存款关系为依据，作出正确处理。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人民法院审理一般存单纠纷案件应该遵循“双重真实性”原则，即不仅仅以存单为惟一依据，还要审查存款关系的真实性。持有人以存单、进帐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真实凭证为证据提起诉讼的，如金融机构不能提供证明存款关系不真实的证据，或仅以金融机构底单的记载内容与上述凭证记载内容不符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应认为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存款关系成立，金融机构应当承担兑付的义务。在实践中此点规定通常包括以下两种行为：
一种行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或其他人持金融机构真实存单、印章到客户处揽存，所得款项未交金融机构，从而引发的纠纷。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经常以存单等证据所载明的款项没有进入金融机构账户等事由来抗辩金融机构与存单持有人之间并未建立真实的存款关系。而《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对于双方是否建立真实的存款关系没有采纳此观点，而是以“交付”作为存款关系是否成立的标准。这是符合民法理论转移占有的规定的，因为标的物一旦“交付”，在当事人之间就会产生风险的转移。所以在存款活动中，存款人向金融机构交付款项后，存款人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存款合同关系即告成立，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此后是否将款入帐，不影响存款关系的成立与效力，如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或其他人持金融机构真实存单，到客户处揽存，客户向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或其他人“交付”了款项并取得了存单，应认定客户与金融机构建立了真实的存款关系。至于此款以后是否交给金融机构则不影响对此法律关系的认定，金融机构应对真实凭证所记载的款项及利息承担支付责任。
另一种行为：存单持有人的真实存单与金融机构的底单不符，金融机构拒付存款而引发的纠纷。持有人以真实凭证为证据提起诉讼，如金融机构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存款关系不真实，或仅以金融机构底单的记载内容不符为由进行抗辩，人民法院认定持有人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存款关系成立，金融机构应当承担兑付存款的义务，因为金融机构底单是由金融机构填写并保管的，不排除金融机构内部不法分子修改、变更的可能性，而存单持有人则不能进入该系统，因此若金融机构以持有人提供了真实凭证与金融机构底单的记载内容不符为抗辩事由，法院不应该支持。
结合本案来说，存单的真实和印章的真实是没有争议的。关键是如何证明资金是否交付农行方城支行，由此涉及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
本案是以原告城区农信社是以存单作为证据主张其存款关系的，在原审法院一审和原审法院重审时农行方城支行由于不能提供证明存款关系不真实的证据，承担败诉的后果是在所难免的。当（2006）南刑二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生效之后，农行方城支行根据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作为申请再审的理由，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受理此案是正确的，此时，农行方城支行亦已完成了举证责任。当进入再审程序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该条“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和第七十二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的规定，城区农信社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法律基础事实被农行方城支行依（2006）南刑二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作为证据而否定，城区农信社要推翻农行方城支行证据的有效性，应当提供具有充分的、足以排他的证据方能成立。换而言之，城区农信社应当对于资金的交付的相关问题、城区农信社与张松林和赵河镇政府的资金关系问题作出有利于己方的证明。否则，（2006）南刑二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就应当作为确定本案法律事实的证据。刑事判决证明城区农信社并没有向农行方城支行交付资金，故城区农信社主张的存款关系是不成立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第二项“如金融机构有充分证据证明持有人未向金融机构交付上述凭证所记载的款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持有人与金融机构之间不存在存款关系，并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据此，一审原告请求农行方城支行和博望营业所共同支付存款80万元的诉讼请求法院应当驳回。
由此而言，原审法院再审认定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呢？笔者认为，原审法院再审认定“城区农信社借给方城农行60万元”而形成的“借贷关系”缺乏证据支持。
原审法院再审的逻辑思路是：既然王磊犯的是挪用公款罪，那么，城区农信社的资金经过王磊之手已转化为农行方城支行的资金，王磊只能挪用本单位的资金，不然就构不成挪用公款罪。
我认为，原审法院再审时运用刑事判决结果作为民事证据是有背民事证据规则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这里讲的可以作为证据的是指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而并非之判决的结果。王磊犯罪的定性是根据刑事诉讼的相关法律确定的。民事审判与刑事审判在证据规则上有着很大的差异，民事案件是依照民事证据规则来确认事实的。在这方面，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民事观点集成》中“关于生效裁判的事实证明效力问题”的意见值得参考：对于生效裁判中认定的事实，不宜从既判力的角度来理解，而应从生效裁判的事实证明力的角度进行分析。凡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定的事实，具有免除后诉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效力。在后诉当事人有相关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后诉法院可以径行对有关事实确认，而不必等待前诉判决经过再审程序变更后再行认定。”在本案中，采用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可以证明城区农信社的真实存款关系不存在，城区农信社没有向博望营业所支付资金，民事审判应当依据这些事实作为证据为本案作出公正判决，至于刑事判决的主判条文属刑事范畴，民事审判则无权审查。
退而言之，即如城区农信社的资金的确交给王磊，也构不成城区农信社与农行方城支行之间的借贷关系。其一，王磊的行为不代表单位，在所谓的“借贷关系”中，王磊既没有持加盖营业所公章的借据，也无本单位的委托手续，此案之前也无这方面的先例，何以证明王磊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其次，王磊所持系虚开的存单，城区农信社是明知的，如果认定为“借贷关系”，那么对有具体的规定，城区农信社与方城农行之间的行为不符合借款关系的法律特征，同理也不符合同业拆借的法律特征。其四，城区农信社应当用证据证明资金是如何交付农行方城支行的，但是城区农信社始终未能出示相关证据，其应承担不利的后果。
综合终审判决所显示的证据，笔者认为，本案实际上是城区农信社与农行方城支行的王磊达成的一种默契：由农行方城支行开出存单作质押担保，由城区农信社提供资金给实际用资人，城区农信社的资金如期收回，虚开存单之事便“你知我知”，一旦出现资金风险则可以向农行方城支行追要。可见，本案包含了城区农信社与实际用资人形成的借贷关系和城区农信社与农行方城支行之间形成的存单质押关系。
正确处理此案似应把握如下几点：第一，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是影响本案的关键，刑事判决书还原了事实真相，由此，城区农信社的理由和诉讼请求已经失去法律事实基础，法院应当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及时行使释明权，告知变更城区农信社诉讼请求。在此情况下，城区农信社若不变更诉讼请求而仍坚持原来的诉讼请求，法院应当驳回城区农信社的诉讼请求。第二，如果城区农信社变更诉讼请求，法院可根据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进一步查明城区农信社资金的实际用资人，法官还可以运用证据“自由心证”原则和“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对事实作出认定。第三，在实体处理上，笔者倾向于以城区农信社与农行方城支行的王磊达成的一种默契，由农行方城支行开出虚开存单质押将资金借给其他单位和个人使用、然后把风险转嫁与农行方城支行为事实，由于城区农信社对此存单虚假是明知的，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二款“明知存单虚假而接受存单质押的，开具存单的金融机构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对农行方城支行城区作出处理；农信社的资金损失，可依据《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对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的认定和处理”的规定作出相应处理。
这样，上述疑点皆可全部消除。鄙人之见，敬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