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性贿赂”立法
Disuss" bribery to nature " make laws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韩艳春
[摘要]本文着重论述了“性贿赂”犯罪的危害性，惩治“性贿赂”犯罪的立法争议、立法设想、定罪量刑及特别注意的问题，阐明了应尽快立法惩治“性贿赂”犯罪。
[ summary ] this text stresses and discusses " the nature bribery " guilty harmfulness is punished " the nature bribery " the guilty make laws dispute , make laws tentative plan and measurement of penalty criminated is the problem of especially attention , expounded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hat the make laws punishes " the nature bribery " guilty
[关键词]“性贿赂”立法
[ keyword ] " bribery to nature " make laws
[正文]
　　在当今社会，性贿赂实质上是典型的权色交易，也是一种新型的腐败现象，令人深恶痛绝。但是，我国现行法律对性贿赂尚无明文规定的治罪条款。关于贿赂罪，我国刑法仅规定了受贿、行贿、介绍贿赂三种形式，且将贿赂的内容限定为财物，也就是物质性利益。但在实践中以非物质利益行贿、受贿的现象却愈来愈烈，特别是权色交易日趋严重，由于我国刑法对此无任何规定，因此这一现象成了法律的空档与死角，也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一、性贿赂的危害性
　　“性贿赂”已成为反腐肃贪的热点话题，这因为性贿赂的危害十分巨大。目前，权与色已经成了一种交易，因为，随着商品化的发展和道德观念的改变，人性中真正意义上的情越来越淡化，有的女性越来越不顾及人格的价值而把自己当成商品。一方面她们在社会上不甘心普通与平凡的生活，又不注重独立奋斗；一方面为了满足对金钱的贪欲而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当成男人的附属品甚至玩弄物。这些女性中有很多一旦做了贪官的情妇，便在贪官犯罪的道路上推波助澜，助纣为虐。
法律界专家学者指出，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今天，行贿有罪，“性贿赂”更有罪。因为性贿赂不仅是一种性质更为严重，手法更为卑劣的贿赂，还是一种危害性更大的贿赂。它可以达到任何财物所达不到的目的，其杀伤力有时会超过财物贿赂。
情妇们知道，贪官要的是她们的色，她们要的是贪官权力后面的种种利益，他们之间的所有关系都是建立在权色交易之上的。情妇们与贪官们臭味相投，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所以才能一拍即合。“性贿赂”就是通过对贪官性本能的挑逗和诱捕，实现性与权力水到渠成的交换。实际上，许多情妇与贪官在“贪”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贪官成克杰与其情妇李平自1992年勾结在一起，上演了一幕幕权钱交易的“二人转”。由李平出面与请托人联系请托事项并收取贿赂款，由成克杰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在承包工程，解决资金，职务晋升等事项上谋取利益，两人收受的贿赂均由李平保管。从1992年下半年到1998年间，他们共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4000余万元。
　　二、性贿赂立法的争议
　　因为性贿赂的危害性很大，所以将“性贿赂罪”纳入《刑法》的呼声越来越高。但能否在《刑法》中规定“性贿赂罪”，法律界尚有不同的观点。
　　赞同者认为，应尽快立法制裁“性贿赂”。因为将权色交易定为性贿赂罪符合立法本意。1、性贿赂与财物贿赂所侵犯的客体相同。权色交易侵犯的客体与财物贿赂一样，都是国家工作人员公务活动的廉洁性。权色交易与权钱交易在本质上并无不同。2、性贿赂具有犯罪的实质特征即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权色交易比权钱交易的危害更大。因为权色交易策划于密室，行事于床第，手段隐蔽，不留痕迹，作用持久，且滋生腐败，使权力变质，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3、惩治性贿赂犯罪不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因为性贿赂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道德的调整已不足以抑制其危害的发展，故必须用刑律加以约束。
　　反对者则认为，性贿赂究竟是否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司法实践会不会有问题，尚有待商榷。1、从现行《刑法》看，贿赂行为的罪与非罪，贿赂罪的量刑轻重，都依贿赂的财物数额大小而定。但是，由于“性贿赂”的贿赂物是无法量化的“性”，如果设立了“性贿赂罪”，如何取证定罪显然是一个难题。法律从来都是重证据轻口供的，因“性贿赂”的证据难以取得，因此很难定罪。2、“性贿赂罪”操作很难。从一些案件的查处来看，权色交易大多是作为刑事案件中的附带成分出现的。因此，“性贿赂罪”如果作为单独罪种存在，还容易发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问题。对于那些犯有贪污、贿赂罪的官员和官员的情人，“性贿赂罪”或许可以成立。但是，对于尚未定为贪污、贿赂罪的官员和官员的情人，“性贿赂罪”又将如何存在？必须承认，一个没有经济问题的官员养情人，不能轻易地上升为法律问题，即使官员送的是公款公物，情人如果不知情也不能认定为有罪。
争议声中，有人甚至提出用“权力强奸罪”替代“性贿赂罪”。许多权色交易中，女人是被动的，是迫于淫威而就范。即使行为是主动的，也是迫于权势压力的主动，在心理上却是被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权色交易可以论定为强奸。但是，《刑法》中的“强奸”是指男性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强制手段，违背妇女意愿强行与其性交。在性贿赂中，女性为了获得其利益，虽然心里或许不愿意，但实际上采取了配合男性的“性主动”完成交易。既然没有真正违背妇女意愿，又怎能定为“强奸”，证据又如何取得？在实际生活中，有许多男性背着妻子与其他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以通奸论处，不负法律责任中的刑事责任，至多根据新《婚姻法》规定负一定民事责任。
　　三、特别注意的问题
　　1、接受贿赂的主体不仅限于男性。性贿赂的主体理应是特殊主体，就是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这里的工作人员不仅限于男性，也应包括女性。虽然现在看的新闻媒介报道的性贿赂均是女性以色相换取男性官员的权力，但现实中也存在男性以色相去换取女性官员的权力，因此，对于主体的理解不能限于男性。
2、对性贿赂治罪不会侵害妇女权益。有的学者指出，对性贿赂定罪量刑是将女性与财物相提并论，有辱女性尊严。笔者认为，性贿赂犯罪客体指向的载体并不单指女性的色相，更重要的是，正是基于对女性权益的保护和对女性的尊重，避免更多的女性像财物一样被利用，对性贿赂犯罪的惩治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人们的权益，使人们避免成为权欲交易的牺牲品。
　　四、在刑法中把“其他非物质利益”作为贿赂罪行为对象的立法设想
　　惩治腐败，进行廉政建设，是我们党和国家目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一项重要任务。完善贿赂罪的刑事立法，是迅速、有效惩处腐败的有力武器和基本依据。那么如何完善我国刑法中贿赂罪行为对象的规定呢？
　　我国现行刑法侧重于受贿罪的经济性及可计量性。而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刑法中以及以上列举的多数国家刑法中规定的贿赂行为对象是基于行为对公务的侵害程度来界定受贿罪的，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由此而论，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罪的行为对象也应将贿赂行为对象规定为“财物和其他非物质性利益”，这也是符合本罪的立法旨意的。“其他非物质性利益”同样可以用作贿赂双方交易的内容，同样会危害公务行为的正当性、公正性和廉洁性。而从社会危害程度上看，用“其他非物质性利益”去交换比用财物去交换所造成的影响可能更广泛、危害更大。如果对各种以“其他非物质性利益”为行为对象的贿赂犯罪不予刑事制裁，而仅作党纪、政纪处分，一方面不足以有效制止和预防该种贿赂犯罪的发生，另一方面也易导致放纵罪犯、纵容犯罪的不利后果。贿赂罪行为对象的客观变化发展，既给司法机关执法提出了挑战，也给立法机关提出了应从立法上扩展贿赂范围的迫切要求。
这样规定之后可以看出，为“他人谋利益”之中的“利益”与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其他非物质性利益中的“财物”、“其他非物质性利益”在外延上相吻合，更能体现法律的统一与连贯，以及法律体系的完整性。
　　五、对性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
　　虽然定“性贿赂罪”在取证、量刑上存在诸多困难，但我们不能以此为理由而放任性贿赂犯罪蔓延。笔者认为，性贿赂与政府官员的腐败紧密相联，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应尽快将“性贿赂罪”列入法律范畴，使打击性贿赂犯罪有法可依。一、在调查取证上，用更高的技术，更好的侦查手段取得证据。二、在量刑上，应综合“性贿赂”的方法、手段、情节、社会影响等方面加以考虑：1、当异性行贿人直接以色相贿赂，或受贿人主动提出这种要求而发生的权色交易，应以贿赂行为所导致的社会危害程度作为量刑的主要标准，把受贿人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人谋取的非法利益大小、给国家造成损失的大小及对国家机关正常活动造成的破坏大小等情况综合起来考虑，对行贿、受贿者都予以刑事处罚；2、行贿方在各类活动中给有关国家工作人员提供性服务，并支付相关费用，如经查证属实，那么向性服务者支付的报酬，也就等于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费用，因此对行贿人的行为构成行贿罪和性行贿罪，受贿者构成受贿罪和性受贿罪，对二者均应数罪并罚。当行贿人支付性服务者有关费用达不到5000元的贿赂罪立案标准时，可作为犯罪的情节在对性贿赂犯罪量刑时予以从重考虑；如果接受方还有其他受贿行为，则应把行贿方支付性服务的费用累计加在受贿的数额里，而后两罪并罚。
　　近年来，我国的腐败问题十分严重，几乎每个贪官都有多名情妇，并用职权为其谋利益。法律不是万能的，解决“性贿赂”问题不应光靠法律，还需在社会、人性、伦理等方面多研究，共同解决该问题。我们期待着进一步完善法律，并配合社会多方面工作，使“性贿赂”问题得以有法可依并得到合理解决，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参考文献]
1、《恶之花权色交易实录》载自《方圆》，秦伟，2002年1月
2、《触目惊心的权色交易——关于“性贿赂”问题的调查报告》载自《工人日报》，李英，2001年1月19日
3、《论性贿赂犯罪的惩治》，孔幸安/黄少斌
4、《刑法中贿赂罪行为对象的立法思考》，吴强
出租国家一级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合同无效案
律师代理词
二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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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野生动物园出租合同纠纷
委托人(上诉方）：某某野生动物世界有限公司
代理人：张生贵 北京市天依律师事务所律师
庭审时间：2012年6月6日
庭审地点：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法庭
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
　　　原审判决对基本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出现非纠不可的错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二）、（三）项之规定，应予撤销，发回重审或查实后改判。
一、涉案合同因“欺诈签约、损害国家利益”；“合法形式掩盖甩包袱的非法目的”；“违背禁止限制经营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原审对全案定性错误。
　　　上诉人诉求合同无效的理由和依据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一）、（三）、（五）项规定；《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三）、（四）、（五）、（七）项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规定。上诉人在一审时并就无效事实分别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被上诉人采取欺诈方式诱使上诉人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隐瞒“未取得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特许经营许可证”事实，在合同条文中虚假告知具有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特许经营许可证，掩盖甩掉财政包袱的不当目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十条规定，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应当认定为无效。
　　　国家通过行政许可手段，对禁止、限制类经营项目实行配额制度，必须取得行政许可，未经许可从事经营活动的，属于超越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涉案“六种五十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商业经营行为，被上诉人未取得特许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承租合同方式转由上诉人经营的行为，违背法律关于禁止限制经营的强制性规定。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条明确规定，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本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禁止出售、收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等特殊情况，需要出售、收购、利用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必须经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批准；《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驯养繁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持有驯养繁殖许可证。以生产经营为主要目的驯养繁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凭驯养繁殖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关于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的报告》第四规定，加强对野生动物经营活动的管理，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一律不得进入市场；《关于进一步加强动物园管理的意见》规定，切实加强动物园管理，加大投入保障动物园可持续发展，各级城市人民政府要在资金、机构、政策等方面给予充分保障，以保证动物园具备正常运营和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动物资源、笼舍、饲料、医疗等物质条件和兽医等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不能将动物园视为“财政包袱”，推向市场进行商业化经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规定，从事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取得《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没有取得《驯养繁殖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活动。《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规定，直接涉及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特定活动，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16 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野生动物保护法属特别法，法律和条例均规定应当取得国务院林业部门的审核批准手续，未经许可的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商事行为，法律、条例明确禁止、限制对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商业经营行为。同时，最高院《合同法解释一》第十条规定，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按无效处理，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营业执照明确规定只能从事省二级以下保护野生动物的经营，据此，本案中涉及国家一级保护类野生动物的经营行为必然无效。
　　　野生动物保护法及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虽然没有规定违反将导致合同无效的，但违反该规定如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也应当认定该规定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立法目的系为了实现对国家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明显针对的是所有涉及野生动物资源，国家通过法律强制调整关于野生动物的驯养、繁育、经营、运输、利用行为，明确肯定保护的对象是国家一级野生动物，否定妨害野生动物的行为，而并非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和市场管理行为。《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强制性规范通常以必须、应当、不得等用语提醒当事人必须严格遵守而不得随意以协议交易改变，本案中被上诉人通过协议方式改变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由此绝对地损害了国家利益和野生动物资源，上诉人要求法院向国务院林业部门征询关于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经营行为的意见，综合立法意旨，权衡利益冲突，甄别法益种类，防止轻率做有效认定。
　　　野生动物是国家宝贵的自然资源，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野生动物资源，对于维护自然生态平衡，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物种，开展科学研究，发展经济，改善和丰富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以及促进国际交流，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被上诉人明知上诉人不具备行为能力，将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出租经营，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伤害的是国家资源，因此，依据法律规定应属无效。
　　　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被上诉人利用优势地位，采取虚假告知事实的手段，诱使上诉人签约，被上诉人对合同无效具有明显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二、原审对基本事实认定错误：
　　　原审裁判文书第9页至第13页对案件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具体是：
　　　1、合同文本中的“乙方”系虚构主体，标注订立时间2006年3月25日，根本不存在“某某野生动物世界有限公司”，乙方主体不具有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原审关于合同有效的认定与事实不符。
　　　2、裁判文书第10页记录的“2005---004号、2005---008号”两个行政许可证与定案事实无关；原审将“山鸟驯养”假借到上诉人具备驯养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承租行为中，显系认定事实错误。
　　　3、原审时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证明被上诉人“利用优势地位欺骗上诉人签约的事实证据，包括被上诉人在出租野生动物前，已经处于严重亏损的瘫痪状态；上诉人提供了被上诉人的资产负债表；被上诉人未取得“驯养国家重点保护类一级野生动物的经营利用特许行政许可”，诱使缺乏经验的上诉人签约；被上诉人的股东发生重大变化，上诉人提供了股东退出的证据，证明已丧失经营能力，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请示报告表述的“野生动物园因亏损严重随出租经营”的情况足可查知，出租经营的直接目的是“甩包袱”，被上诉人对签约存在欺诈性，明知上诉人不具备经营资质及经营能力，采取承诺提供许可证等的方式诱导签约，由此造成国家重点保护类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失。
　　　4、被上诉人提交的行政许可证范围仅限于“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野生动物的经营范围，不具备经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濒危、珍稀类）野生动物的范围，原审混淆野生动物按种类级别管理的法律规定，擅自将国家重点保护的六种五十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商业经营认定为合法有效，显系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定性不当。
　　　5、合同期间发生正常死亡的野生动物，原审对出租移交数量与合同终止回交野生动物数量计算错误，导致错误确认动物折价款。
　　　原审除了对上述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以外，有意偏袒并作出对被上诉人有利的倾向性认定；
　　　上诉人不具备驯养兽类野生动物的经验，缺乏技术能力和经费保障，原审却将驯养禽类“山鸟”的许可故意断定为具有驯养国家保护一级野生动物的经验，以此给被上诉人签约寻找借口。
　　　原审错误认定“野生动物营业许可证”的经营范围，无视野生动物分级管理的法律法规，将涉案“六种五十支”濒危、珍稀野生动物的非法经营行为认定为合法租赁，明显违背野生动物法及合同法关于禁止限制类特许经营的法律规定。
　　　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递交解约告知，并未明确具体的处理意见，原审将未签名未盖章的附件内容作出有利于被上诉人的解释，此举属主观倾向性认定。
原审将国家取消一类野生动物的许可经营解释为免除办证义务，以此认定被上诉人未办理行政许可符合约定，此认定违背法律规定。
　　　综上，原审判决出现非纠不可的违法情形，应予依法撤销并改判。
链接：1、《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理解与适用》（2011年修订版）第370页：原文表述“审践中的挂靠经营形式繁多，如建筑施工队挂靠建筑公司、个体车辆挂靠有资质的出租汽车营运公司等，现行法律对于挂靠经营并未进行专门规定，相关条文大多散见在部门规章中，例如，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清理甄别“挂靠”集体企业工作的意见》（财清字【1998】9号，对多点经济贸易合作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重申规范进出口企业经营行为，严禁各种借权经营和挂靠经营的通知》等，挂靠经营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现象，目前已不被允许。--------引自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课题组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理解与适用》；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4）（5）规定：
“野生动物出租行为”违背“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强制性规定”；系违法转嫁野生动物保护风险责任；严重危害共公利益，造成野生动物保护不规范、管理责任不到位、对社会产生严重影响，已制约野生动物保护，必须坚决予以取缔。转包野生动物的行为直接涉及公共资源损害，需要赋予特别许可，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5）项规定、《最高法院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十条、《最高法院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应属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式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五条：正确适用强制性规定，稳妥认定民商事合同效力：15、16、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如果把握不准的，必要时应当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或请示上级人民法院。
　识别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当从正反两方面判断：
　肯定性方面：首先、判断该强制性规定是否明确了违反的后果是合同无效，则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其次、法律法规虽然没有规定违反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违反该规定如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也应当认定该规定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否定性识别：首先、应当明确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仅关系当事人的利益的，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为了行政管理需要的，一般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这要从立法目的进行判断，目的是为了实现管理需要，并非针对行为内容本身，则可认为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次，从强制性规定的调整对象来判断该规定是否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针对的都是行为内容，比如陆生野生动物驯养规定的是禁止经营，是对内容的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