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思想家黄宗羲在《原君》中曾经尖锐地指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因此，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一物二卖的行为也就不难理解。自有买卖交易以来，多重买卖的现象一直屡见不鲜，古今皆然。在法理上，多重买卖是指出卖人以某一特定不动产或动产为标的物先后与多个买受人签订买卖合同，从而产生的数个买卖合同皆以同一动产或不动产为标的物的法律现象。多重买卖一般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出卖人与数个买受人分别订立的多个买卖合同的效力如何；二是如果多个合同均有效，何人有权获得该标的物。多重买卖问题，在中国古代同样存在，而且由于古代买卖自身的复杂性，导致典、当和卖中的多重交易更为繁杂，最为常见的多重买卖出现在土地的交易当中。

　　唐宋以来，契约在财产买卖中就被普通民众大量使用，逐渐也形成了一些买卖交易的习惯性规范。在民间的买卖契约惯例中，多重买卖的问题主要通过追夺担保等方式解决，即通过约定保护当前契约中买受者的权利，如果有另外的“买受者”，则由卖方通过“充替”等方式，赔偿当前买受者的损失。后唐清泰三年（936年）敦煌百姓杨忽律哺卖舍契中约定，如果所卖宅舍有其他人来论争权利的，“一仰忽律哺抵当”，也就是由卖方承当全部责任，与买方无涉。清嘉庆二年（1797年）陕南百姓齐士奇及沈浩卖地文约中，同样约定，如果日后有房亲户内及里长亲疏人等“异言”，“总在齐人一身永耽”，也同样由卖方承担责任。通过买卖契约中“追夺担保”的惯例，可以有效地预防卖方追逐私利而重复买卖，即使出现类似情况，也可以通过“充替”、赔偿等交易惯例进行解决。

　　在传统中国的立法中，同样严格约束重复买卖的行为。传统买卖法原理中，契约的交付就意味着标的物的转移，法律上也禁止两度处分或重复典卖等行为，对之要视同盗窃犯起诉、处罚。类似的立法规定，在宋代即已出现，《宋刑统》“典卖指当论竞物业”中规定：“应有将物业重叠倚当者，本主、牙人、邻人并契上署名人，各计所欺人入己钱数，并准盗论。”（《宋刑统》卷十三）到了清代，《大清律例》中亦规定“若将已典卖他人田宅，朦胧重复典卖者，以所得价钱计赃准窃盗论，免刺，追价还后典买之主，田宅从原典买主为业。”可见在立法中，显然不止将其作为一种民事经济行为，而从道德、甚至犯罪的角度，对其做出了刑法上的评价，要受到严厉惩处。并且，所涉不动产归“原典买主”，保护第一典买人之权益。

　　虽然历代立法禁止重复买卖，并对重复买卖的法律处分有着明确的规定，但在民事司法实践中，有时处理则比较灵活，在“巴县档案”中有一份清代的“一田三当“的审理记录，案情大意是：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巴县百姓张元碧、张显明等典买入罗继盛弟兄田业一份，前后共立有三份典当契约，但该田仍由罗继盛以租佃的方式耕种，张元碧、张显明只是占房屋居住。后来，罗继盛等将佃业转当与张天玉叔侄，罗继盛弟兄搬居至贵州省，先后身故，余有子侄罗久和等，仍居贵州省。张天玉等又将此田业转当与罗有贵弟兄。张元碧等眼见其当价无着，于是告上县衙。经审理查明，张元碧等所当罗继盛之田业，当约三纸朗存，但主审官员认为，罗有贵、罗有荣已向张天玉等用价赎转，自应归清当价，以免再生纠葛。于是断令罗有贵弟兄代罗继盛子侄罗久和等，先归还张元碧旧当价钱五十六千二百文，揭回继盛当约存据，待罗久和等回家，再为凭证清标。其田即归罗有贵等耕栽。罗有贵、罗有荣随即甘结，待秋收后措钱交清。张元碧等亦情甘领价，迁搬遵结了案。

　　可以看出，在该案处理中，主审官员采取了实际“交付主义”的裁判思路，以田产实际占有者为最终权利人。当然，该案处理应该说未严格依照清代律例，而是以一种更为灵活的方式，由第三典买人，本案中即罗有贵代典卖人返还先典买人价款，并取得土地使用、受益等财产权益，待从原典卖人追回“当价钱”后，再返还后典买人。其司法的逻辑在于，最终处理完全是着眼于现实的，实际的占有，而不是仅从典当契约的形式上看谁更符合法定的财产权，也不是机械地套用官方律例的规定，对第一权利人，即原典买主，可以通过归还当价的方式补偿损失，而不需要通过“业”的实际转移，因为土地耕作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保护土地的实际占有与使用，也就很好地保证了农耕秩序。

　　总而言之，无论在民间买卖契约的惯例当中，还是在官方立法与司法中，对重复典卖，均是更注重从实质的角度保护实际占有、使用人的权益，并采取一种法律与伦理道德紧密联系的思路，维护交易诚信者的合法权益，惩罚不守诚信的重复买卖者。这实际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法文化中法律伦理化，以及追求实用主义效果的基本倾向。

　　在当代，对于类似一物二卖等多重买卖行为，尽管社会一般观念仍延续了中国传统买卖法的思路，即认为，出卖人失信背义，应保护第一买受人，惩处不守诚信的重复买卖人。但是，现代买卖合同法的学说和判例主流观点却截然不同，反而认为第二买卖合同的效力并不因第一买卖合同存在本身而受影响。若第二买受人先完成登记，同样可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新颁布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确定“支付价款优先，合同成立在先说，以及交付的效力优先于登记”等标准，一些研究认为：一方面普通动产的多重买卖中，出卖人为求私利，不顾诚信，固然可恨。但“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9条为了维护诚信，防止多重买卖，不顾基本的债权平等原则，任意剥夺出卖人的自主决定权，采取支付价款优先和合同成立在先说，也值得商榷。在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多重买卖中，登记的效力应优于交付，如数个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法院应按照下列标准：登记与否，交付与否，登记优先于交付。当代这些司法实践及学理观点，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在于债权形式主义，这也是我国当代物权法所采取的基本原则。按照这样的理论，买卖当事人的德行、价款交付的实际等不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形式上的债权及物权转移成为关键。因此，登记效力优先等规则自然导出。世易时移，中国传统买卖法中对重复买卖完全的实质主义处理思路，也许并不符合当今的法治现实以及更复杂的市场交易需求，但是完全从形式主义法律的角度去解决重复买卖问题，忽略其道德、实际效果等问题，恐怕也未必十分妥适。就此而言，新的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其实不乏可取之处。当然，更好的方式是充分照顾到中国传统买卖法律文化，可以兼顾法律之形式理性及其对伦理道德的导向作用，例如对于目前房屋等不动产一物二卖问题，实践中可采取“违约的损害赔偿”救济方式，将出卖人转卖获利的差价推定为买受人所受损害的规则。类似这样的思路，不仅在形式上实现了债权的平等性，维护了登记的公示公信效力，而且可以有效地限制了多重买卖中的不诚信行为，剥夺了其不当获利，不失为是一种兼顾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法律的更优方式。尽管这一思路的基本逻辑完全是现代化的，但就其实质言，与前述清代对“一物三当”的民事司法处理方式，显然具有某些一致性。而这样的方式，正与当代民法与司法裁判的主流观点形成对照。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政法所）
国家国内贸易局 公安部


关于加强屠宰管理联合执法严厉查处抗拒阻碍执行公务违法行为的通知
国家国内贸易局 公安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贸易（商业）、公安厅（局）：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颁布施行以来，各级商品流通行政管理部门、公安部门及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加大屠宰行政管理力度，取得了初步成效，市场“放心肉”供应明显增加。但是近期以来，各地私屠滥宰事件又有增加，一些违法人员暴力抗拒、阻碍行政执法行
为不断发生，甚至出现有组织围攻殴打执法人员，造成执法人员伤亡的恶性事件，严重影响了《条例》的贯彻落实。为进一步加强屠宰管理工作，加大行政执法力度，确保人民吃上“放心肉”，特通知如下：
一、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生猪屠宰管理工作，严厉查处抗拒、阻碍依法执行公务等违法行为的重要意义
加强生猪屠宰管理工作，是确保广大人民群众食肉安全和提高肉食消费水平的根本保证，加大屠宰执法力度，依法规范肉食流通秩序，是加强屠宰管理的基础。各级政府和商品流通管理、公安等部门要从讲政治、对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负责的高度来认识加强生猪屠宰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坚决打击私屠滥宰，严厉查处抗拒、阻碍依法执行公务的违法行为。
二、加强联合执法，加大屠宰行政执法力度，严厉打击抗拒、阻碍依法执行公务的违法行为
各级商品流通行政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在屠宰行政执法过程中，要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加强联合执法。各级公安部门要组织警力，配合屠宰行政执法，维护正常执法秩序，保障执法人员不受侵害。各级商品流通行政管理部门在查处有组织的私屠滥宰窝点时，要事先向公安部门通报
。各级公安部门要对商品流通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活动给予大力支持和配合，及时查处拒绝、阻碍依法执行公务的违法行为，严厉打击拒绝、阻碍执行公务的违法犯罪分子。对暴力抗拒屠宰执法的大案、重案要加大侦破力度，快办快结。
三、建立经常检查和集中检查相结合的制度
各地要把贯彻《条例》作为日常工作常抓不懈，建立经常检查和集中检查相结合的制度。特别是在重大节日期间要进行集中执法检查。今年是建国五十周年和澳门回归年，各地要在国庆节、元旦期间对私屠滥宰行为进行专项检查并依法进行处理和打击。
四、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队伍素质
各地要进一步加强屠宰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加强人员培训，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和执法能力，要使所有从事生猪屠宰执法的人员增强服务意识，树立高度负责的精神；要认真学好《条例》，完整、准确地掌握《条例》内容，既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又要做到不越权
执法。要增加办案的透明度，加强典型案例宣传，引导规范屠宰行为。要树立廉洁奉公、无所畏惧的精神，勇于执法，坚决同违法行为作斗争。
各级商品流通行政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要将联合执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向国家内贸局和公安部报告。



1999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