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听证制度存在的问题及立法完善
　　　　　　　　——以限权与护权的宪政理论为视角

摘要：对于听证制度的一些负面现象，当前大多数学者建议法治化，以发挥其优势，而在法治化中，以限制公权力为价值取向。本文主要是从宪政的角度，以公权力和基本权利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论述听证制度对实现二者协调的重要性。只要这样，才可以走出限权和护权的理论困境，准确把握二者的关系。
关键词：听证制度 宪政 公权力 权利
一、对行政权限制的四种方式和优缺点分析
现代民主社会，人们主要通过以下四种方式实现对行政权力的控制：1、周期性的选举行政领导人；2、立法权和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3、通过保障公民基本权利，限制公权力对私人领域的干涉；4、行政决策过程中，公民的广泛参与。与这四种方式相对应的核心制度分别是：选举制度、分权制约制度、行政诉讼和违宪审查制度、公决和听证制度。随着行政权的急剧扩张，前三种方式对行政权限制的缺陷变的十分明显，公决和听证制度日益重要。
选举制度的优点在于公民自由地行使其政治权利，公共理性和公共利益对其限制较小，是一种完全的意思自治，缺点在于其限制是一种威慑性的，没有规范化的限制效力。分权制约制度的优点是高效规范，正如孟德斯鸠所说：“限制权力滥用最有效的方法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缺点在于它是公权力的自我限制，缺乏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直接保障。行政诉讼和违宪审查制度优点在于它既限制了公权力，又保障了公民基本权利，具有重要的意义。缺点在于它通常是一种事后救济，对个人基本权利的处分，依据司法理性，而非个人自治的结果。公决和听证制度的优点在于公民频繁参与到行政决策中，是一种事先监督，对基本权利的处分体现了自治的因素，缺点在于决策过程中理性化和效率较低，个体利益保护严重。
二、听证制度的发展和我国听证制度的现状
（一）行政权的扩张和听证制度的发展
任何一种事物，“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就听证制度而言，法学界普遍认为，其传统可以追溯到英美法最初的起源。英国普通法中的自然公正原则是西方听证制度最早的法律基础，而之后的美国“正当法律程序”又深化了这一法理基础；在大陆法系国家，法治国理论，特别是依法行政理论的完善，也为这些国家的行政听证制度直接提供了法理基础。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随着福利国家的提出和行政权的扩张，前两种方式由于以上的缺陷，对行政权力的限制出现软弱，如社会福利分配问题等，这也间接导致了违宪审查案件的增多。频繁的违宪审查伤害了法律和行政的稳定性，事后救济的弊端日益显露。民主制度的发展，人们也希望参与到决策中去，特别是科技的发展，为公民的广泛参与，实现更高程度的民主提供可能。作为公民民主参与公共管理重要形式之一的听证制度，对限制行政权扩张和提高公民自治程度，提供了重要支撑。
1946年美国在《联邦行政程序法》中确定了行政听证制度，随后德、日等国家效仿美国的做法相继以立法的形式在各自制定的行政程序法中明确规定了此制度。
（二）我国听证制度的现状
1、价格听证会
在我国，投资审批与定价均属于政府权力，一般由政府计划管理部门掌控，某些领域（如电信、民航等）则由计划管理部门与产业管理部门分享。根据《价格法》的规定，近年来各级计划管理部门在确定价格之前纷纷采取了听证会形式。然而，这种形式的听证会应有一定的限制性，当涉及有关部门究竟应该继续维持价格管制还是实行市场定价这样的根本性问题时，仍由掌控有价格管制权的部门来主持听证会。由于“自己当自己案件的法官”和先判后审的原因，听证会实际上很难对政策制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甚至使人们对流于形式的听证会产生排斥情绪。
传统上，民航、铁路、电信与电力等行业均被视为政府应该加以管制的行业，而在政府管制框架中，最为重要的管制手段是事先的价格与准入控制。对价格的改革，可以说是管制方式改革的启动点，对市场结构、政府管理方式、政府机构、执法手段、竞争政策、管制框架、公共事业的发展、消费者权益等都带来很大的影响，如近年来市场上激烈的价格竞争和政府管制政策的调整。
虽然我国基础设施行业传统管理体制的弊端近年来屡遭学术界与社会各界的批评，国务院也开始对垄断行业进行全面的改革，并相继出台了改革的指导文件，但是就听证制度而言，只是孤立地在就价格论价格，只是在考虑政府指导价的浮动范围问题。由于听证会的范围被人为地预先划定，使我们失去了对传统垄断行业进行通盘改革的思考机会，也使听证会失去了应有的作用。至于行业重组、脱钩与监管机构改革等问题则被放在其他的环境下分别单独处理，这样，不但人为加大了改革的成本，也使各种制度之间失去了联动改革的机会，容易造成彼此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2、行政处罚听证会
自《行政处罚法》第一次确立了听证制度以来，中国学界就开始建立和完善行政听证制度，如近年来立法者对“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为听证制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
目前，仅有《行政处罚法》中规定了行政听证制。《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做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有异议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执行。”可见，听证在适用范围上规定过窄，但从“等”字的规定来看，它在规定之初就留有了相当的立法余地。我们完全可以考虑在今后的立法和实践中将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扩展到其他的具体行政行为，乃至抽象行政行为。
2000年3月15日由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58条明确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这已表明我国法律已经确定了行政立法应当有“听取公民意见”的过程及相应的形式。
在《行政处罚法》实行后，有些地方的行政主管部门开始了对某些行政行为进行听证的实践，甚至做出了有关听证的具体规定，特别是关于强制拆迁的赔偿数额方面。如：江苏省物价局于1998年制定了专门的《江苏省公用事业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
三、我国听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和完善
（一）听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过去一段时间内计划经济在国内占主导地位，反映在行政领域就表现为政府的指令性计划或命令性计划等，这也影响了行政机关长期以来轻视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及作用的观点。伴随着中国法治的发展，“依法治国”的思想已深入人心，人们开始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遵循有关法律规定及于关注，知情权作为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显得越来越重要。但由于行政机关长期以来形成的错误认识，听证制度作为公民了解政府有关信息的制度性保障，在实践中未得到有效执行。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正式的听证制度仅在《行政处罚法》中有所规定
正式的听证制度仅在《行政处罚法》中有所规定，其余尚处于立法实践阶段，这就使得有些行政机关对其持漠视的态度，该听证的未听证，或者无故拖延听证等情况时有发生，再加上对行政相对人的轻视态度，听证制度在我国行政机关的执行状况不理想。
2、行政首长制在听证过程中仍占主导地位
目前，学者们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听证笔录是否作为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决定的唯一依据”，从西方的案件排它性原则来看，听证笔录为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决定的唯一依据。但就中国的国情而言，行政机关系统长期奉行行政首长制，在听证结束后，行政决定的最终形成还有赖于行政首长的裁决。另一方面，听证后采纳证据、认定事实仍不能避免，原因在于中国公民的法律意识不强、总体素质较低，要完全依赖于听证过程中质证的证据做出行政裁决尚不可能作到。
3、公民听证意识有待相对较低
近年来全国各地掀起的“听证会热”为我国听证制度作了一次广泛的宣传。不尽人意的是这些听证会在举行过程中存在着不少违反听证程序的做法，媒体对听证制度认识上存在误区从而导致了错误报道，混淆了广大人民对听证制度的认识，误将听证会等同于一般的座谈会，这对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因此进一步规范听证会的制度刻不容缓。同时加强全民的普法教育，提高全民总体素质也十分必要。
4、对听证主持人缺乏相应的制度性保障
听证程序的实施质量如何，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听证主持人，他与程序公正紧密相关。正如美国学者伯纳德•施瓦茨教授所强调的，“由公正、超党派的审讯官主持的公正听证是行政裁决程序的精髓。如同法院的法官所做的裁决一样，行政官员在听证中所做的裁决也必须由公正、超党派的审讯官做出。如果审讯官或者行政机关受到法律偏见的影响，那么行政裁决则是无效的。”为了确保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性，首先必须在制度上确保其能独立地行使有关听证的权利，这就有待于在今后的立法中加强和确保听证主持人法律独立性的相关法律制度，实现听证主持人制度化。而另一方面，提高行政官员队伍自身的整体素质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二）对听证制度的一些完善
1、广泛开展全民听证制度的宣传活动
有关政府部门应积极组织行政庭工作人员深入群众，宣传法律法规。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并将意见即时反馈给主管政府。一方面可以解决听证代表制中存在的不具广泛代表性的难题，另一方面听证主持人可针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提前做好准备，从而在听证过程中正确地引导听证会的顺利进行，实现行政听证制度的公正与效率的。
2、建立相应的违反听证程序的救济制度与之相配合
有权利就有救济，否则权利难以得到及时、合理的保障。在实践中违反听证程序有两种情形：一是应当听证而未听证；二是在听证中违反听证程序的法律规定。针对此，笔者建议，可在今后的《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中增加相应的条款规定，完善其相应的救济法律制度。
3、确保行政听证制度法制统一性
程序的价值在于落实法律的执行，在以《行政处罚法》为突破口的各种单行行政法律、法规中分别规定相应的听证制度，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然而由于出发点不同，会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因此在将来要修定的《行政程序法》中对行政听证制度的定义、基本原则、基本步骤等做出详细的明确规定显得十分必要。
四、从宪政角度对听证制度的认识
宪政的核心思想是限制公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以文章上部分为基础，对我国听证制度做一个简单的评价。
（一）听证会和公民基本权利
举行听证会，不仅仅是为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理由如下：大部分行政行为会对公民基本权利产生限制，合法的行政行为意味着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限制。从法理上说，法律应尽可能扩大公民的自由，对其的限制是迫不得已的。就公法和私法而言，公法应该充分当事人的自由选择，表现为对当事人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同时由于公权力本身的局限，特别在经济领域，需要注重个人自治。听证会制度，在行政权力扩张的背景下，无疑成为克服公权力运行缺点，保障个人权利和发挥个人作用的重要制度。
（二）公权力和公民基本权利的协调
尽管听证会体现了政府决策的民主化，但是听证会本身并不等同于民主。民主是建立在一人一票、机会均等、多数决定原则之上的决策程序，而听证会只是政府机关决策前的一种征求意见程序，听证会本身并不决策。正因为如此，听证会的运作过程与民主的运作过程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比如，民主决策过程由投票产生代表，每名代表有同样的投票权，而听证会的参加人由政府机关选择，参加人以其专业知识而不是投票权影响决策；民主必须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策，而听证会完全有可能采纳少数派的意见。这样，听证会的参加人构成及其专业素质对于听证会的成功与否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以摇号、抓阄、抽签或者选举等“民主”方式选择听证会的参加人，首先就是对听证会程序与民主程序的一种误读和错误嫁接。
实际上在听证制度中以民主的方式过于追求对公权力的限制，不仅降低了行政效率，对个人自治的过分张扬，也不利于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以此，必须注重权力和权利的协调。协调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违宪审查制度和听证制度。在违宪审查中，判断某一个涉及对基本权利可能做出限制的公权力行为是否违宪，通常采取的标准是比例原则和利益衡量理论，即在正当目的前提下（通常是公共利益需要），最低限度基础上，把对某一项基本权利进行限制所获得的利益和由于该限制所丧失的利益进行比较，在可以判断前者的价值高于后者的情形下，才对该项权利做出适当的限制。在听证制度中，主要通过听证程序的设置和听证者的意见对行政决策的拘束力来实现的。
（三）听证程序的意义
即使在一个高度法治化的国家里，由于人性和利益的驱动，我们很难确定的说某个行政行为完全排除了不合理因素的干扰。如卢梭所说，“一个国家官员代表了三种意志，一是他本人的，一是他所在集团的，一是国家的”。行政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自由裁量权，它的扩张必然引起人们的担忧。由于违宪审查的事后救济和非专业化特点，听证制度迅速发展起来。但另一面，与违宪审查相比，听证制度中对公权力的限制理性化较低，在听证中权利对权力的约束不同于司法。即在违宪审查中，被法院认为合法和合理的行政行为，有可能在听证中被否决（当然听证参加者不具有决定权），原因在于听证结果是意志自由选择下的结果。
北京市人民政府


第 183 号





　　《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规定》已经2006年12月4日市人民政府第5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王岐山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规定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第三章 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第四章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劳动者退休后的基本生活，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业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城镇职工，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应当按照本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城镇职工、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以下统称为被保险人。
　　第三条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坚持覆盖广泛、水平适当、结构合理、基金平衡的原则。
　　第四条 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组织、指导、监督和管理全市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区、县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监督和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基本养老保险工作。
　　市和区、县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负责登记、征收、支付和稽核等基本养老保险的具体工作；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制定具体管理制度，规范业务流程。
　　第五条 财政部门负责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监督和管理工作；审计机关负责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和管理情况进行监督。
　　第六条 北京市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负责对基本养老保险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及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工作进行监督。
　　北京市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由政府代表、企业代表、工会代表和离退休人员代表组成。
　　第七条 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为退休人员提供社会化服务。
　　第八条 鼓励企业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建立企业年金，提倡被保险人参加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

第二章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第九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下列部分构成：
　　（一）企业和被保险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二）基本养老保险费利息和其他收益；
　　（三）财政补贴；
　　（四）滞纳金；
　　（五）其他可以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资金。
　　第十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纳入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十一条 企业和被保险人应当按时、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城镇职工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由所在企业从其本人工资中代扣代缴。企业以货币形式全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按照本规定确定的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按月缴纳。
　　第十二条 城镇职工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为缴费工资基数，按照8%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全额计入个人账户。
　　缴费工资基数低于本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60%的，以本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作为缴费工资基数；超过本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300%的部分，不计入缴费工资基数，不作为计发基本养老金的基数。
　　第十三条 企业以全部城镇职工缴费工资基数之和作为企业缴费工资基数，按照20%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企业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在税前列支。
　　第十四条 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以本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作为缴费基数，按照20%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其中８％计入个人账户。
　　第十五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对企业和被保险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建立缴费记录，并负责保存，保证其完整、安全。
　　企业和被保险人有权查询缴费记录。
　　第十六条 企业应当每年向本单位职工公布上一年度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情况。
　　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在每年4月30日前发布核对被保险人上一年度缴费记录的公告，并在公告中确定核对缴费基数和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时间。
　　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具体办法，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制定。

第三章 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第十七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被保险人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以下简称为个人账户）。
　　第十八条 个人账户由被保险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和个人账户储存额的利息构成。
　　个人账户储存额每年参考银行同期居民存款利率计算利息。
　　第十九条 个人账户储存额只能用于被保险人养老，不得提前支取。被保险人死亡后，个人账户储存额或者余额中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及其利息可以依法继承，其余部分并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第二十条 被保险人在本市统筹范围内或者跨统筹范围流动时，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个人账户的转移，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章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第二十一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下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一）被保险人的基本养老金；
　　（二）被保险人退休后死亡的丧葬补助费；
　　（三）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其他支付项目的费用。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发生支付困难时，由市财政部门予以支持。
　　第二十二条 被保险人符合下列条件的，自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核准后的次月起，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一）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条件并办理相关手续的；
　　（二）按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的。
　　基本养老金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发放。
　　第二十三条 1998年7月1日以后参加工作，符合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的被保险人，其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
　　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以本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缴费每满1年发给1%。
　　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国家规定的计发月数。
　　第二十四条 1998年6月30日以前参加工作，2006年1月1日以后符合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的被保险人，除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外，再发给过渡性养老金。具体过渡办法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第二十五条 2006年1月1日以后达到退休年龄但个人累计缴费年限不满15年的被保险人，不发给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同时发给一次性养老补偿金，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第二十六条 2005年12月31日以前已经离退休的人员，仍按照原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标准发给基本养老金，并执行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办法。
　　第二十七条 被保险人死亡后，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丧葬补助费和供养直系亲属救济费。
　　第二十八条 被保险人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标准，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拟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基本养老金最低标准，随本市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动情况适时调整。
　　被保险人领取的基本养老金低于最低标准的，按照基本养老金最低标准发给。
　　第二十九条 基本养老金实行正常调整制度。具体调整方案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拟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后，报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执行。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企业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或者不按时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按照国务院《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并将企业违法行为的信息依法计入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企业给被保险人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造成损失的，被保险人有权要求企业赔偿。
　　第三十一条 企业和被保险人或者其他人员采用多领、冒领等手段骗取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退还，按照国务院《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规定，处骗取金额的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养老保险基金划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致使基本养老金不能按时足额发放或者造成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流失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由有关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个人账户规模和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自2006年1月1日起调整。
　　第三十四条 城镇职工最低缴费工资基数、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基数逐步调整到位。具体调整办法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所称的缴费年限是指企业和城镇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年限。本市实行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前，按照国家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年限按照实际缴费年度计算。
　　第三十六条 已经参加本市基本养老保险的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参照执行本规定。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1998年4月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北京市企业城镇劳动者养老保险规定》（北京市人民政府第2号令）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