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嘉峪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嘉峪关市人民政府驻外办事机构管理办法》的通知


嘉政办发［2008］107号



市政府各部门，在嘉各单位：
《嘉峪关市人民政府驻外办事机构管理办法》已经2008年8月6日市政府第37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嘉峪关市人民政府驻外办事机构管理办法



二00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附件：

嘉峪关市人民政府驻外办事机构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市政府驻外办事机构的管理，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为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政府驻外办事机构是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受市政府领导。
　　第三条 市政府秘书长受市政府委托，分管驻外办事机构的各项工作。
第四条 驻外办事机构实行主任负责制，每半年向市政府秘书长汇报一次工作，每年年底向市政府作述职报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须请示市政府秘书长。

第二章 职 责

第五条 驻外办事机构的职责
　　（一）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做好与驻在地党政机关及邻近地区各级党政机关的政务联络、经济联系和友好往来等工作。
　　（二）受市委、市政府的委托，参加有关会议；陪同或代表党政领导前往驻地职能部门办理公务、协调相关事宜；协助我市有关部门办理有关项目及政务等方面的事务。
　　（三）收集、整理和传递重要的政务、经济、科技、贸易等方面的信息及驻在地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方面的新举措、新经验，为市政府和各部门提供信息咨询和决策参考服务。
（四）搞好宣传工作，在当地及周边地区大力宣传我市的市情、投资的软硬环境，提高我市的知名度。
（五）协助市属有关部门做好人才、技术、劳务、资金交流、招商引资、经济技术协作等工作。
（六）协助市政府和有关部门、企业在驻在地区组织各类经贸活动，为我市赴驻在地开展公务活动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协调我市与驻在地在经济交往中的有关问题，维护好我市企业在驻在地的合法权益。
（七）负责市委、市政府在驻在地的公务接待服务工作。根据有关规定,负责市级领导同志及各部门、各单位出差人员的食宿等服务。
（八）负责维护本市前往驻外机构所在地上访秩序，协助有关部门做好上访人员的处置工作。
（九）建立完善内部各项规章制度，负责对其使用的财产进行管理，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十）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有关工作。

第三章 管 理

　　第六条 驻外办事机构应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我市及所在地的法规、规章，并主动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第七条 编制管理
　　（一）驻外办事机构的人员编制，由各驻外办事机构根据工作需要报市政府办公室审核后，由市编委核定。
　　（二）驻外办事机构工勤人员实行聘用合同制。驻外办事机构应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劳动用人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与工勤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并报市人事局审批工资发放标准。
　　第八条 人事管理
　　（一）对各驻外办事机构主要负责人每两年进行一次任中审计，工作变动进行离任审计。主要审计财务收支、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等情况，审计结束后，各项往来款项原则上应全部清理完毕，方可离开工作岗位，并由市政府秘书长主持交接工作。
　　（二）驻外办事机构主任需随带家属的，须经市政府分管领导批准，但不得在驻外办事机构担任财会工作。
　　（三）驻外办事机构主要负责人需离开所在地时，应向市政府秘书长报告；工作人员离开所在地，须经驻外办事机构主任批准。
　　第九条 劳资管理
（一）驻外办事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标准，按我省、市有关规定执行。
（二）驻外办事机构工作人员的休假制度和探亲待遇，按我省、市有关规定及驻外办事处的实际情况确定。
（三）驻外办事机构工作人员工作、生活补贴，按实际出勤天数（出差、休假、请假除外）分类予以补助，即北京、上海、兰州办事处主任、副主任每人每天25元，其他工作人员每人每天15元；三亚办事处主任、副主任每人每天30元，其他工作人员每人每天20元（5月15日－9月15日4个月淡季不发）。除此之外，不得发放其他各类补贴。各驻外办事机构人员出差期间不发工作、生活补贴，按我市差旅费标准执行。
　　第十条 财务管理
（一）驻外办事机构实行财权与事权相统一原则，由市政府秘书长全面负责和管理。同时，财务管理列入驻外办事机构主任年终述职及考核的内容中。
（二）驻外办事机构应严格执行国家和所在地政府的财经纪律，健全财务制度，自觉接受市政府办公室和市财政、审计等有关部门的监督。并每半年向市政府办公室报送财务报表，年终报送财务决算。
（三）驻外办事机构要与市政府办公室签订《年度经营管理目标责任书》，建立收支考核机制，努力实现增收节支。
（四）驻外办事机构业务招待费实行“零”接待制度。有关方面发生的接待费，实行按部门归口报销制度，一律到其所在部门报销，驻外办事机构不再列支招待费。
（五）驻外办事机构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规定，执行会计、出纳分设制度，会计岗位应由驻外办事机构的正式工作人员担任。
（六）驻外办事机构要依法设置完整的会计帐簿，并做到会计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会计资料应依据相关规定妥善保管。
　　第十一条 经费管理
　　（一）驻外办事机构的经费按照市政府有关规定列入财政年度预算，包干使用，超支不补，节余留用。
（二）驻外办事机构按规定取得的收入，纳入本单位的财务统一进行核算，用于补充经费不足。
（三）驻外办事机构因日常工作需要增加的房屋修缮、设备购置等项费用，应先提出申请，列出明细，编制预算，报市政府秘书长审查，由市政府办公室组织相关人员了解核实，然后提出方案预算，经分管财政的市长原则同意后，市财政局提出审核意见，报市长办公会议或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决定后拨付。对购置物品属于政府采购目录中的物品，要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程序执行。
（四）车辆需要维修时，由驻外办事机构主任提出申请，上报市政府秘书长批准后方可维修，维修所发生的费用由市政府秘书长签字后方可报销。
　　第十二条 固定资产管理
　　（一）驻外办事机构固定资产所有权隶属于市政府办公室。
（二）驻外办事机构应加强对现有固定资产的管理，制定必要的规章制度。凡购买、使用、更换、报废（损）固定资产都应建立详细的固定资产台账。凡属政府采购项目商品，必须按规定程序购置，未经市政府办公室及财政、国资部门同意，不得擅自调拨、转让、变卖固定资产，也不能用国有资产做抵押，从事各类经营活动。
（三）驻外办事机构的固定资产要严格按照标准登记入账，定期进行财产清查，做到账实相符，账账相符。
第十三条 服务管理
（一）驻外办事机构要加强对车辆的管理和使用。尽量保证副地级以上领导干部工作用车；其他人员用车实行收费制度，收取的费用用于弥补汽车燃修费不足。
（二）驻外办事机构要努力提高服务水平，加强经营管理，增加营业收入。市属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到北京、上海、三亚、兰州出差，原则上要求在驻外办事机构住宿。
（三）市属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到北京、上海、三亚、兰州出差，执行《嘉峪关市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规定的住宿标准。即三亚、上海、北京每人每天地级300元、处级200元、其余人员150元，兰州每人每天地级250元、处级150元、其余人员100元。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各驻外办事机构应根据本办法，结合实际情况，在人员、财务、固定资产、接待、车辆、工作人员水电伙食燃料费等方面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和规章制度，上报市政府秘书长批准后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嘉峪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嘉政办发（2007）148号《关于印发嘉峪关市人民政府驻外办事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同时废止。

附：1、驻外办事机构车辆管理细则
2、驻外办事机构工作人员水电伙食燃料费管理细则



附：1

驻外办事机构车辆管理细则

（1）车辆使用时，应事先由车辆使用人征求驻外办事机构主要负责人的同意后，然后填写“派车单”，由车辆使用人签字认可。
（2）“派车单”应详细填写使用人、用途、目的地、里程等。
（3）司机负责填写“出车登记簿”。出车登记簿包括使用人、里程、地点、油品消耗数量等项目，由司机本人填写，做到“日登月结”。每季度经驻外办事机构主任审批后交市政府办公室财务科，财务科一并与“派车单”进行核查。
（4）车辆使用后，属于收费的，应由驻外办事机构财务人员按照规定的标准收取相应的费用，并开具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收费票据，一并记帐。


附：2

驻外办事机构工作人员水电伙食燃料费管理细则

对于办公室和宿舍在一起，办公室和个人生活用水、电、燃料等如能区分开，应积极创造条件装表；目前不具备装表条件以及公私用量难以划清的，按以下办法收取水、电、燃料费：
（1）水费按固定用量和当地实际价格计收。
每人每月水费收费标准=6吨（立方米）×每吨（立方米） 水价格
（2）电费按固定用量和当地实际价格计收。
每人每月电费收费标准=50度×每度电价格
（3）燃料费按固定用量和当地实际价格计收。
每人每月燃料费收费标准=10（立方米）×每立方米燃料价格
（4）驻外办事机构工作人员在驻外办事机构就餐的要严格实行就餐缴费制度，由各驻外办事机构制定就餐管理办法，上报市政府办公室批准后执行。



WTO环境下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研究

韦群林(法学硕士论文）

ABSTRACT

The study of reviewable administrative actions, or the scope of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long time been the disputes and debates of scholars as well as law practitioners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With China’s constitutional adoption of the essential state policy of “rule of law” in 1999 and her accession to 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 2001, the study of this topic has become a more heated one and enlargement of the scope of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s seems to be urgently necessary and unavoidable in China.
Beginning with the original meaning the concept “reviewable administrative actions”, or “the scope of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s”,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has first discussed the essential value and function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scope of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s in China; then he has briefly mad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opic with reference to its equivalents in other states, which shows that the non-reviewable administrative actions in China , such as “abstract administrative actions”, “final administrative actions” and even “inner administrative actions” can well be reviewed since judicial supervision and review for administrative actions is only the natural conclusion of the conception of “state ruled of law”, and thus the detailed listing of “reviewable administrative actions” seems to be only unnecessary and misleading; and last but not least, the author made a detailed study of the stipulations in WTO Rules concerning judicial review, which require that “abstract administrative actions”, “final administrative actions” ,etc., shall fall in the jurisdiction of judicial review.
So the improvement and enlargement of the scope of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s in China is both unavoidable and clear: to make amendments to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to review “abstract administrative actions”, “final administrative actions” and “inner administrative actions”;to delete detailed listing of “reviewable administrative actions” and to establish the essential rule i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that any administrative actions shall be judicially reviewable unless the litigation is definitely forbidden by law and harmful to the principle of rule of law. Meanwhile administrative case law system can be adopted by China to clarify confusions related with the scope of judicial review.

引 言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或曰“可诉行政行为”（reviewable administrative actions），是行政诉讼中突出而重要的问题 。究其实质，乃是行政相对人在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受行政主体侵犯、或得不到行政主体的依法保护而产生行政争议以后，能否真正得到司法救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关键；同时，又是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包括行政作为和行政不作为）是否被切实有效地置于司法监督之下，从而确保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实现行政法治乃至“依法治国”目标的关键。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存在诸多问题，如受案范围过窄、在列举方式上对不同案件类型的划分及标准不统一等 。究其原因，乃是1989年4月4日颁布、1990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是当时时代和法律环境下的产物。在“民告官”还为新闻、行政诉讼尚未为人们普遍了解，思想、组织、人员、经验、理论研究等等准备都十分薄弱的情况下，行政诉讼的范围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限制。
随着行政诉讼法实施10多年以来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行政诉讼理论研究的深入与司法实践经验的积累，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治原则的确立与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世界贸易组织）新的时代背景与法律环境，都要求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不能囿于1989年颁布的、并不十分成熟的《行政诉讼法》的樊篱之中而裹足不前。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保障基本人权、促进依法行政、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已是理论界和法律实践部门的共识。正是如此，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第1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当中，耐人寻味地用了“行政行为”一词，而未照搬《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一词，恐怕并非是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时用词的疏忽或不慎。上述看似疏忽与不慎的用词，恰恰折射出作为国家最高审判机关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问题上的扩大倾向与面对立法现实的无奈。因为根据我国目前最高审判机关的司法解释的权限，最高人民法院只有依照法律和行政法规，对适用法律法规的具体问题作出解释的权力，而不能似英美判例法系国家那样“法官造法”，更不能以司法解释权侵夺国家的立法权。因此，诚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在目前《行政诉讼法》的框架内,《若干问题的解释》无论怎么作扩大解释,都不能突破这一框架 。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法治国家的目标与实践和WTO的规则 都要求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突破1989年颁布的、并不十分成熟的《行政诉讼法》的樊篱做出实质性的扩大。为此，依据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和原则，借鉴世界上法治化程度较高国家的成熟做法，从理论上研究WTO环境下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问题，供行政诉讼立法与审判实践参考，就显得尤为重要与紧迫。其理论和实践的价值可以说是不言而喻。

一、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涵义及我国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发展

（一）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涵义与价值
对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一语，学者或称之为“司法审查的范围（Scope of Judicial Review）” ；或“司法审查监督的范围” ；或“法院/受理机构的主管范围” 或“行政诉讼的范围” 等等，不一而足。其实尽管角度不同、用语各异，有关论点并无实质性的差异，所揭示的都是在法治环境当中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拥有的司法审查权限的大小；或者说，是行政相对人能够通过司法程序对造成自身不利益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救济资源的多寡。因此，本文当中，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这一概念的涵义采用通常说法——“是指行政诉讼主管范围或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是指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哪些行政行为拥有司法审查权，或者说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的哪些行政行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界限” ，而避免细枝末节的比较。因为，讨论一下该问题的价值，要比纠缠于一个理解上并无实质性差别的概念本身要有价值得多。
从前面学者的有关观点不难看出，所谓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其实也就是行政诉讼的范围；换言之，离开了行政诉讼的受案，也就没有行政诉讼；要实现行政诉讼，则必然始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而终结于对所受行政诉讼案件的正确裁决。因此，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价值，在相当程度上也就是行政诉讼本身的价值所在。
那么，对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这一课题的研究，究竟有何价值？亦即行政诉讼的制度与实践能够满足何种需求、对我们究竟有何用途。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往往从有利于行政相对人及时有效地行使诉权，保护其合法权益；有利于正确处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使行政诉讼同时起到监督和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作用；便于法院及时、正确的受案，减少和防止错误受案或相互推诿等等 审判实务操作层面上进行探讨。这种论述当然不错，但未能超越单纯的实务操作的研究框架，显得过于具体。
而谈到行政诉讼价值的专门研究，又有学者从“价值（value）”一词本身的内涵出发，在介绍、比较、分析和评价了控制行政权论、人权保障观念、平衡论、法治价值论、保障行政权免受司法法院干扰价值观点、效率价值观点、保权控权兼并论等等论说以后，得出了行政诉讼的价值为秩序、效率、公正、自由的结论（且秩序处于行政诉讼价值之首位，即秩序优于效率、效率优于公正、公正优于自由） ，赢得一些著名学者的高度评价 。笔者认为，“秩序、效率、公正、自由价值说”尽管总体上来说非常正确，但忽视了我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遗留了现代法治理念成长的广袤的文化沙漠、目前宪法诉讼制度几无、行政权力一直膨胀过甚、行政诉讼应有的价值一直亟待真正有效实现的现状，偏离了行政诉讼的自身特点，令人感觉行政诉讼的价值似乎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复议、国家赔偿甚至民商事仲裁等等并无任何质的差别。故和上面过于具体的论述相反，此种论述似乎有失之于抽象有余、揭示行政诉讼价值问题的本质与特点不足之嫌；并且，在一直强调秩序、行政效率本身并不低下，但自由、公正却往往被忽略甚至被排斥的我国，将秩序置于行政诉讼价值的首位，似乎显得有点南辕北辙、无视国情。
结合我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遗留了现代法治理念成长的广袤的文化沙漠、目前宪法诉讼制度几无、行政权力一直膨胀过甚、行政诉讼应有的价值一直亟待真正有效实现的国情，直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宪法原则已经确立与我国正式加入WTO、必须履行自己庄严的承诺和国际法义务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与法律环境，从国家守信、民主政治、法治国家、人权保障等等高度考察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容易理解行政诉讼价值或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这一问题的价值所在：

1、正确确立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切实兑现宪法所许诺的公民有关权利保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宪政、弥补宪法诉讼制度的空白、防止宪法公民权被架空、宪法成为一纸空文的关键；也是促进依法行政、深化法治的关键所在。
我国现行宪法 以整章的的内容、较前的顺序规定了公民所享有的各种权利：平等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治自由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自由权；人身自由权（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权）；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和获得赔偿权；社会经济权利（劳动、休息、物质帮助、退休人员生活保障权）；文化教育权利（受教育权和进行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自由权）；妇女、儿童、婚姻、家庭和老人受国家保护权；华侨、归侨和侨眷的合法权益受国家保护权等等多方面的权利，足以使美国宪法几个修正案当中的对公民权利片言只语的描述 相形见拙；且随便翻阅一本国内的宪法学著作 ，均可见到有关我国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具有“广泛性”、“真实性”、“平等性”、“一致性”的断言。但是，现实告诉我们，我国宪法所作的美好设想在实际生活当中远非尽如人意。如宪法监督无力、宪法诉讼机制空白，劳动教养、 收容遣送、“双规双指”横行无忌，法律架空宪法 ，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甚至乡政府、村委会的“红头文件”公然（或秘密地，因为此类规定不少缺乏起码的“透明性”）蚕食宪法、法律。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远非三言两语可能表达；纠正这种状况，更非良好的行政诉讼制度与实践就能独木支厦。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重要原因就是宪政制度的核心和保证——依法行政工作未能有效、充分落实：不仅行政程序、制度、内容、理念上存在问题，更因为诸多行政行为游离于司法审查之外，使得有权的行政机关、授权组织、受托组织和无权的其他组织（如证监会、公立高等学校、村民委员会、行业管理组织、消费者协会等等这类“准政府组织” ）都可“逍遥法外”、尽可放心大胆地实施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而不用担心司法审查。
通过正确确立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将行政诉讼落实到实处，使得行政机关和其他组织的行政行为置于司法审查之下，通过司法程序支持依法行政、纠正违法及不当行政，可有效地促进依法行政，落实、保障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宪法诉讼空白、宪法监督无力所带来的法治上的巨大不足。

2、正确确立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扩大司法监督范围、保障法院司法独立、从司法角度实现“法治国”目标的关键。
“司法独立”也是我国宪法确立的制度和原则 ，更是WTO规则对成员国的要求 。同样，“司法独立”在我国也是一个沉重而复杂的话题，绝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明，但原因之一就是司法审查制度不完善，与当年的法国司法过多干预行政的情形相反，抽象行政行为逍遥于司法监督之外，行政终局行为不受司法审查，内部行政行为不容司法置喙，就是连不少具体的行政行为引起的争议能否提起行政诉讼都要行政诉讼法乃至于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进行不厌其烦的列举，等等，造成我国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显得底气不足，力度不够。如此司法与行政分权的失衡，使得司法难以有效、充分地监督行政，“司法独立”也就难免大打折扣。故惟有通过正确确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加强司法监督的力度，才可以让司法机关有独立的基础和力量，从而从司法角度实现“法治国”目标。

3、正确确立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我国履行包括加入WTO承诺及WTO协议在内的国家义务的必然要求。
我国自古以来乃是礼仪之邦，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一直倡导注重国际形象，信守国际义务，尤其是信守加入WTO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信守的各项国际义务。就涉及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问题中国应承担的义务而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当中的“司法审议”有着明文规定：“中国应设立或指定专门法庭和联络机构，并建立起有关程序，以便能及时审查一切在《1994关贸总协定》第10条第1款、《服务贸易总协定》第6条以及《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相关条款中所提到的与执行法律、法规、司法判决及普遍适用的行政裁决有关的政府行为。拟设立的专门法庭应能处事公平，独立于负有行政使命的机构，并且与审查结果没有实质性的利益关系。” 。而《1994关贸总协定》第10条第1款、《服务贸易总协定》第6条以及《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相关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条款当中确立的审查范围要远远宽于我国现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因此，正确确立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我国履行包括加入WTO承诺及WTO协议的国家义务的必然要求。

4、正确确立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我国及时有效解决各种行政纷争，在法治、文明的框架内化解矛盾，实现社会的真正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有了国家，就有各种纷争，当然包括行政纷争。解决的行政办法自然很多，但粗粗划分下来，似乎又不外乎两大类：法治的手段（行政监察、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与非法治的手段（官场阴谋、权力租赁、非法武力甚至暴乱、起义等等）。
中国古代倡导忍耐与非讼，除了惩办小民百姓的刑事诉讼以外，连民事诉讼都极不发达，自然也就更无真正意义上的行政诉讼可言。粗一看来，似乎许多为政不仁的行政行为给小民百姓带来的权利上的侵害也就被“忍”过去了、“和为贵”的目标仿佛不时在忍受当中得到实现。那么，是不是能够得出结论说明即使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零，行政争议照样可以解决，社会照样可以稳定和发展呢？其实不然。争议就是争议，不以一种方式解决，则必以另一种方式解决；此时不解决，彼时还是要解决。于是，小民百姓便在私力救济当中大显身手——轻则如韩非子所云“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重则就是以各种手段编织权力和势力之关系网，甚至于企图寻公平与正义于草莽之间，公然藐视、违反和破坏法律与现存秩序，造反起义不断，让“官”和“民”均付出比实践行政诉讼制度要不知大多少倍的惨痛代价，使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成了一句空话。当然，笔者绝无断言只要中国古代行政诉讼制度丰富完善，中国古代就一定动荡全无、战乱可免之意。但是，不难理解的是，如果有了丰富完善的行政诉讼制度来及时有效地解决行政纷争，则许多矛盾恐怕不至于激化到“国将不国”、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的大前提下，在中国加入WTO、溶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以法治与人权为基调的国际社会的大环境当中，如果能够抓住这一良好机遇，通过丰富完善的行政诉讼制度，正确调整、确立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将行政行为引发的纠纷与争议引导到法治的手段（主要是行政诉讼）上来，尽量减少、避免非法治手段的救济方式和手段，则中国必能真正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在法治、文明的框架内化解极有可能激化的矛盾，从而真正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这正是正确确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终极价值所在。

（二）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发展
从夏商周开始，至清末中国法制近代化 为止的古代中国，为奴隶主专政和封建主专政的专政政体。在君主专政政体下，专制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受法律约束，更不受法律制裁；好皇帝、好官吏成了中国古代清平盛世的主要内容，即强调官吏执行法律制度的重要性，而不注意法律制度对官员执法行为的监督和约束 ；尽管也有监察机构，但主要反而是作为专制君主加强专制统治的工具 。故在古代中国尽管有《法经》这样的法律经典，有《唐六典》、《明会典》、《清会典》这样的封建行政法典，但在古代中国，连行政诉讼的思想和萌芽都根本没有，当然也就根本谈不上“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一至少在当时看来是惊世骇俗的问题了。

1、近代中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发展
从法制史的角度而言，近代中国主要是1906年后的清末，至1949年中华民国终结为止。
1840年的鸦片战争敲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为中国的近代化，包括法制近代化创造了条件。经过“洋务运动”、“变法维新”，尤其是从1902年2月清廷发布修律上谕，任命沈家本、伍廷芳为修律大臣开始，并经1905年12月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和1906年9月慈禧太后下诏“预备立宪” ，在沈家本主持的宪政编查馆的努力下，全面翻译、引进西方法律，修订了《大清新刑律》、《大清民律草案》、《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等一系列的法律及法律草案，从西方引进新型法律，推行司法独立、民刑分立，编纂独立的诉讼法典 ，中国法制近代化工作初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