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权的行使刍议

樊斌杰


内容提要：任何权利的圆满回复均藉助请求权的行使，而请求权的行使得依赖一定的法律规范。本文通过司法实务中的案例，以揭示请求权行使的技巧，突显请求权选择行使的重要性。
关键词：请求权/行使技巧/法律规范/重要性

请求权是要求特定人为特定行为（作为、不作为）的权利。它在权利体系中居于枢纽地位。任何权利，不论是相对权或是绝对权，为发挥其功能，或为回复其不受侵害的圆满状态，均须藉助请求权的行使。[1]而请求权的行使得依赖于一定的法律规范，此等法律规范，学理上即为请求权规范基础，简称请求权基础。
作为从事法律实务的法律人——律师，自始应确实养成探寻请求权基础的能力。在为当事人解决法律问题之际，须明确支持己方某项请求权的法律规范，知悉其权利和义务关系。在处理具体案件时，慎思明辨，探寻可能成立的请求权，选择最有利的请求权而行使，始足维护己方当事人的利益。兹举数例说明之，以突显其行使的重要性。
案例一：2003年4月18日，62岁的马女士参加某旅行社组织的二日游，途中在旅行社指定的饭店用餐时，马女士因地滑跌倒受伤，住院治疗花费医药费3403元。马女士要求旅行社赔偿医药费，旅行社对马女士损伤事实不否认，但认为导游在去用餐时已发现地上比较滑，并向所有游客告示过，当然马女士也不例外。马女士的滑倒跌伤，是因马女士自己疏于注意，旅行社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于是拒绝马女士要求赔偿的请求。但马女士坚持认为，自己与旅行社已形成了旅游服务合同关系，伤是在旅行过程中造成的，旅行社应承担赔偿责任。因双方意见未能一致，马女士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赔偿医药费3403元。
本案例的请求权基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和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马女士选择了违约责任请求权和赔偿损失请求权，要求旅行社赔偿医药费3403元。
法院认为，马女士参加旅行社组织的二日游，按规定交了款，双方就形成了旅游服务合同关系。旅行社应对为马女士提供的旅游服务中的人身及财产安全负有一定的义务。旅行社对其导游发现地滑后已进行告知的主张，因其未能向法院提供确凿证据证明，故不能免除其应承担的相应义务。因此，旅行社对马女士伤害的发生应当负主要责任，承担由此造成的马女士的医药费的大部分。马女士本人在旅行过程中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故其应对本人未尽注意义务而造成的伤害承担相应的责任。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和第十一条“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之规定，判决马女士的医药费3403元，由旅行社赔偿60%即2041.8元，马女士自负40%即1361.2元。马女士不服提起上诉。她认为自己在旅行社组团的旅游途中，是在旅行社指定的饭店用餐时，因地滑跌倒而致伤，旅行社应对其负全部责任，一审法院的判决显属不当。二审法院认为：马女士参加旅行社组团的二日游，并交付了旅游费用，旅行社与马女士形成了旅游服务合同关系，旅行社在其提供的服务过程中，负有保障旅游者人身安全的义务。因旅行社指定用餐的饭店地滑，导致马女士跌倒受伤，系旅行社提供的服务条件存在瑕疵。旅行社称其导游在发现饭店地滑已经提前告知游客，因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故不能免除其应承担的责任。本案马女士在一审主张的是合同责任，旅行社对其提供的旅游服务过程中导致游客人身损害违反了合同义务，应承担违反合同的责任，全额赔偿马女士的损失。原审法院将本案双方当事人涉诉的合同纠纷确立为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由，以侵权责任确定当事人的责任，显属不当，应予改判。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和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由旅行社赔偿马女士医药费3403元。[2]
案例二：甲、乙系邻居，甲住在乙的后面。2003年6月，乙旧宅翻新，在原有的宅基地上盖新房。由于地势的特殊情况，新房正门在南边，是南门；从南边看是二层，从北边看是三层。当时在盖房过程中，甲以影响生活为由，向政府举报要求政府处理。经过调查，政府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甲、乙就相邻权问题在村委会成员的主持下达成书面调解协议：乙一次性支付甲补偿款5000元，将后窗堵死。但乙并未按照协议堵死后窗。于是，甲向法院起诉乙侵犯甲的相邻权。庭审中，法官到现场进行勘验，并制作勘验笔录，认定地下室窗户未采取任何措施，但对甲不构成侵权。二层虽然没有堵死，但用花玻璃、外面用塑料布固定，透视性差，不能看到甲的院内及室内情况，据此判决不构成侵权。庭审中，就侵权与违约问题展开辩论。甲认为，虽然不能构成侵权，但是双方事先有约定，乙应当按照约定将后窗堵死。乙认为，本案甲的诉讼请求为侵权，乙不存在侵权行为，甲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侵权成立，因此，应当认定甲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法庭按甲的请求进行审查，判决甲败诉。[3]
案例三： 按规定，某甲房地产公司应该为胡女士解决一套54平方米的福利房，每平方米的价格为280元，而现如今房产公司预备卖给胡女士一套67.97平方米的商品房，作为遗留问题的补偿，其中的50平方米按照400元一平方米的价格，剩余的17.97平方米按照1050元一平方米的价格，整套房子共计4.2万多元。1999年3月17日，甲房地产公司与胡女士的儿子陈某签订了商品房购销合同。 然而当胡女士拿到钥匙第一次看到新房子的时候，却发现这房子的质量特别差。 面对这样的条件，胡女士还是决定咬咬牙接受下来，可是当她按照正常的程序去土地管理局办理土地使用证时，却发现人家不给她办。理由是土地管理局通过档案查阅过以后，发现这块地没有办理土地使用证。 胡女士了解到甲房地产公司已经卖出的137栋里的36套住房，其他住户也同样办不来土地使用证。甲房地产公司明明知道没有获得土地使用权证书就卖房子是不合法的，那么他们当时为什么不去办理土地使用证呢？胡女士了解到按照国家规定，只有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才能合法地拥有房地产权，显而易见，如今办不下来土地使用权证也就意味着这房子根本就不属于自己，于是她痛下决心要退掉这套房子。但是房地产公司就是不同意她退，理由是双方履行过的手续不能随便地说退就退。 胡女士说购房合同上明确写到，如果因为甲方的过失造成乙方不能在双方实际交接后的3日起90日之内取得房地产权属证书，乙方有权提出退房。而甲房地产公司既不同意退房，又不能使自己拿到土地使用权证，一家人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于1999年8月由胡女士的儿子陈某将甲房地产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退房。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甲房地产公司就向法庭提交了房管局出具的一份说明指出胡女士购买的房子根本就不是商品房，而是国有公房。按照有关规定，国有公房拆迁时不需要变更土地使用权。法院采信了这份说明，认为退房的理由不能成立，作出了驳回陈某诉讼请求的判决。 法院承认陈某的房子是商品房，而且陈某所办的手续都是商品房的手续，但法院却以该房属于国有公房作为判决依据，对此，胡女士对法院的判决非常不满。
　　1999年12月17日，陈某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2000年3月24日，二审法院就这起购房纠纷案下达民事裁定书，认为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消了原判，发回重审。
2000年6月20日，法院重新开庭，审理了陈某购房纠纷案。这次被告方甲房地产公司拿出了2000年4月补办来的《土地使用权证》，由于这份土地使用权证的出现使陈某原来要求退房的理由不能成立了，所以他再次败诉。然而，就在她仔细地翻看那份补办来的直接导致他败诉的土地使用证时，她又发现了新的疑点：这份土地使用权证的地理位置、楼号与她申诉的房屋地址和楼号主体不符。 胡女士认为这样一个地址明显不符的土地使用证，不应该具备法律效力。
　　2000年9月16日，陈某再次就这起购房纠纷案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2000年11月24日，二审法院再次开庭审理了这起引人注目的购房纠纷案。这次开庭法庭也承认甲房地产公司补办来的《土地使用证》地址与真实的地址不一致，但是法庭认为只要甲房地产公司能够补办来真实的《土地使用证》仍然还是有效的。 果然，房地产公司在庭后补来了更改的《土地使用证》，该土地证与陈某购买的房屋地址和楼号主体相符。原来，地址不一致，只是办证过程中的一个失误，也就是说那份修改的土地使用证是真实有效的。
据此，2000年12月22日，二审法院对这起历时3年，经过4审的购房纠纷案做出了终审判决，驳回了陈某的上诉，维持原判，对于终审这样的判决胡女士感到无法接受。 四年来胡女士一家为打这场官司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前后四场官司，提交两次诉讼费，再加上其它开销，已经花掉两万多块钱。[4]
前揭案例一，一、二审法院的判决结果之所以不同，原因在于一审法院审理时偏离了原告的请求，错误地适用了请求权规范，将原告请求的违约责任赔偿确立为侵权责任赔偿。因一审法院未注意当事人的选择，而适用了侵权责任，自然就错了。二审法院根据原告的请求适用合同责任规范，全部支持了原告的请求。
前揭案例二，原告既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请求违约责任，也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三条“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之规定请求侵权责任。因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侵权成立，原告的请求被驳回。如果原告依协议，请求违约责任，要求被告将后窗堵死，原告的请求就会获得法院的支持。
前揭案例三，陈某在诉讼过程当中，提出的请求是要求给他退房。退房的理由从案件资料所反映出来的情况，一个是房子质量不合格，再一个是没有土地使用权证。那么问题的关键就是他提出这两项请求所依据的证据能不能把握，比如说土地使用权证，他可能觉得在法律上对他是非常有利的，但是他没有想到最后人家给他办下来了。在诉讼过程中办下来了，法院就不能说因这个土地使用权证有问题有瑕疵，就足以导致它无效，因该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关无效合同的规定，因此也就不能轻易地解除他这个合同。只要它已经取得了土地使用权证，该商品房购销合同也就有效了。究其原因，强制性规范分为效率力性的强制性规范与取缔性的强制性规范，且“前者着重违反行为之法律行为价值，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后者着重违反行为之事实行为价值，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违反效力性的强制性规范，合同方为无效。违反取缔性的强制性规范，合同效力一般不受影响。[5]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就是房屋的质量是不是达到了他无法居住，一定要退房的程度即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 “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要件。围绕着这个理由，他又要寻找一些证据去证明，这个问题对于陈某这个当事人来讲举证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这样，他就很难打赢这场官司。但从案件材料看，他当时提出开发商违约可能比提出房产证违法要好得多，因为合同当中规定得很清楚，甲房地产公司必须在交房3日以后90日以内把房地产权属证给他拿下来，拿不下来就是违反合同的约定，就要承担违约责任。因为甲房地产公司违约了，他可要求甲房地产公司解除合同。如果他以合同约定的退房条件为事实，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之规定为依据提出违约诉讼请求，那么在法庭上即便当时甲房地产公司拿出来了土地使用权证，但是由于在合同里面约定的是“不能在双方实际交接后的3日起90日之内取得房地产权属证书，乙方有权提出退方”，可是现在早已经远远地超过了这个期限了，所以不管它拿出什么证据它都是违约了。而且这个合同当中，对违约责任规定是很明确的，它没有办下来就可以退房，因此从这个合同规定本身来讲它的诉讼请求合法性就很强，法院就会支持他。但是他提出来房产证违法性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讲它有瑕疵有错误，法官就按照他这个思路往下去深入，进行审理而不会去考虑其他的内容，他导致败诉这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上述案件可以给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打官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技巧，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诉讼请求，明确“谁得向谁，依据何种法律规范，主张何种权利”，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不同的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内容各有不同，此在诉讼上特为重要，作为律师更须慎思明辨。

参考文献
[1] 王泽鉴著：《民法总论》第92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
[2] 史友兴：违约侵权都是理索赔得会挑理，人民法院报（2003年12月10日）正义周刊。
[3] 娄本清，从本案看选择诉讼请求的重要性。《法律图书馆》网站。
[4] 《今日说法》，退房，2003年6月19日。
[5] 崔建远主编：《合同法》第74页，法律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三版。

作者单位：江西东太律师事务所

谈司法改革进程中的法官独立
黄保??br>
司法改革是当今中国社会的热门话题，使国家启动这项工程的内在动力是业已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对与其相适应的新司法的呼唤。而改革的目的，就司法现状我的理解是：完善维权机制，树立司法权威和划清权力界限。这里不难看出法官独立一着棋与司法改革一盘棋的关系。一个经典的法官独立的提法来自《联邦党人文集》，汉密尔顿等三人认为：司法独立就是法官独立。这种说法下法官是司法的标志，强调法官独立是突出法官在审判活动中不受干扰的权威地位，有树立司法权威的意思，要法官不受干扰的“独立”，那就必须从制度上铲除干扰滋生的根源，这要借助对司法和周边相关部门的权力划分。笔者谨从这些问题入手，谈对法官独立问题的一点点个人的看法。
如何树立法官权威
树立法官权威的切入点是法官资格准入制度，法官队伍应当是一个职业化，精英化的团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转业军人，社会公开招收的非法律专业人员占据法院的大部分位置，这是历史原因和旧的法观念（将法和暴力联系而非正义）造成的。随着依法治国的提出和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不能停滞不前。全国统一司法考试或许可以当作是一个转折点，且不谈这一考试的具体内容的科学性实用性，单就把法官资格准入的考试统一到与律师一起，就足够勇敢和进步。
法官现在的形象如何？曾听人调侃：“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听者无须嚷嚷“片面性”，法官在民众眼中形象没有期望那么高确是事实，一两部歌功颂德的影视作品更不能成为治本的良药。现在，大盖帽被法袍取代，这个形式上的进步不容忽视。置于大盖帽和军队式制服下的躯干更容易接受部队里的“命令”，“服从”概念，军人惯以服从为天职，难产生独立的思维。所以，法袍本身有何意义？西方可以用传统和文化来解释，对我们来说，是舶来品，真正值得评价的是砸碎了大盖帽的暴力机关形象。还要说的是：披上法袍不意味学习的终止，社会在变化，法律法规在变化，法官是需要不间断的终身学习的群体，功利点说，裁判得当，民众的正当权利得到维护，才不会在看到身着法袍的法官时，有换汤不换药的感觉。
法官独立的三层次论
法官独立的概念应划分为三个层次来阐述，最基本的是法官的物质源独立。就是说法官的工资，奖金及其它与法官生活相关利益的分配权力不应掌握在与司法机构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主体手中。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司法机构的物质资源来自同级政府，而同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及对待司法机关的态度决定同级司法机关物质供给的多寡，这种状况下两者在利益问题上达成某种默契，很容易导致司法地方化。垂直管辖取代块状管辖是解决的较好办法，由省一级政府负责基层和中级人民法院的物质配给，这还会产生额外效果，即可能有效保障法官利益获得上的平等稳定。
第二个层次是选任机制上的独立。宪法规定了人大是我国法官的产生和监督机构，民选看似公正，但隐藏着诸多不合理因素。任命权在立法机关，会使法官在处理纠纷时过于迁就民意，而当前一般民众缺乏法律的大局观和整体意识，这足以影响法官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的态度。同时，前面提到过：法官队伍是高业务素质的精英化团队，选举法官不同于选举村民小组长或者社区主任，稳定的执业环境造就司法的高效。从司法改革的方向说，司法机构对司法人员的任免权力应该扩大，人大的任免权当做一定修改。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比，司法机关没有军权，财权，对社会财富没有支配能力，仅有的判断职能尚须借助行政机关的暴力工具，明显的弱势地位需要通过扩权来实现自我保护。
第三个层次是审判地位上的独立。尽管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审判地位上的独立还很遥远。不考虑其他外部力量干涉，单在司法机关内部，法官独立审判的地位就受到极大挑战。审判委员会制度是我国诉讼法确定的基本制度之一，其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的工作的问题。事实上，审判委员会已经成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审判组织，如刑诉法规定：“对于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做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鉴于我国存在富有特色的错案追究制，故参与案件审理过程的合议庭的法官实际上没有决定权，而审委会成员不直接参与庭审，仅凭办案人的汇报却能决定判决意见，合理性值得怀疑。这一制度将法官的审判权力压缩到很小范围，是独立审判地位实现的障碍。保证独立审判，改革的方向应该是给法官“松绑”，给合议庭放权。合议庭只需在其职权范围内对其审理的案件作出判决，没有其他任何人可以在同一案件上对当审法官进行支配。
法官独立的根本保证——司法机构与其他相关主体的权力划分
司法与立法机关的权力划分应当强调对弱势司法的保护。立法机关有任免权，在制度上把持法官选任；有监督权，司法机构的工作报告通过和工作评议来自人大；有立法权，且几乎独享立法权，现有的制度未给予司法机构评价立法合宪性的权力。从权力制衡理论出发，原本两者的权力配置应注重权力的相互制约，而现在已呈现出权力失衡的态势。针对上述状况，司法改革可采取的措施包括：（1）适当扩大司法机关对法官的任免权限；（2）人大的监督控制在合理范围，直接干涉法官独审的个案监督应予避免；（3）建立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赋予司法机构审核立法合宪性的权力。
司法与行政机关的权力关系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1）根据传统的“工具论”和实际情况，司法都像是行政机关调整社会关系，实现权力的工具，但法律上却又不允许行政机关干涉司法活动；（2）司法机构通过审核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达到对行政权的有限的控权效果；（3）前面提到的司法机构的物质资源来自同级政府，而同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对待司法机构的态度决定司法机构物质供给的多寡。司法与行政关系复杂，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我国千年封建史中，司法和行政不分，由行政机关行使司法权，行政权干涉下的司法活动影响了审判结果的公正性，而行政化的司法活动中存在的损害人格和腐败现象使得当事人产生对公正判决期望的低迷。既然司法独立地位丧失会导致严重后果，且行政权是传统的强势权力，无论从分权制衡或保护司法独立考虑，都应给司法扩权，毕竟抽象行政行为尚未纳入法院的管辖范围，司法的控权软弱且有限。
最后，我们应看到：法官从置于各种权力或层层关系下到“独立”非朝发夕至。漫长的司法改革之路会告诉人们：尊重法官独立就是尊重司法，也就是尊重社会公正的维护者和公民权利的保障者，最终的受益者，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