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外来流动人员计划生育管理办法
上海市人民政府令［1998］第61号发布，自1998年9月17日起施行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了加强对本市外来流动人员计划生育的管理和服务，维护外来流动人员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根据《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上海市外来流动人员管理条例》和《上海市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定义）
本办法所称的外来流动人员（以下简称外来人员），是指进入本市而无本市常住户口的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员。
第三条 （适用范围）
本市外来人员的计划生育及其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政府职责）
外来人员计划生育工作，以现居住地的区、县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为主进行管理。
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和协调本辖区外来人员计划生育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管理部门）
上海市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市计生委）是本市外来人员计划生育工作的主管部门。区、县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区、县计生委）负责本辖区外来人员计划生育工作的管理。
公安、劳动、工商、卫生、房屋土地管理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外来人员计划生育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 （禁止无计划生育）
外来人员在本市生育，应当遵守其常住户口所在地的计划生育规定。
禁止无计划生育。
第七条 （计划生育证明）
外来人员育龄妇女在本市居住期间，应当携带本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明》。
第八条 （计划生育验证）
外来人员中务工、经商的育龄妇女，应当自取得《上海市外来人员暂住证》（以下简称暂住证）之日起15日内，持本人居民身份证、暂住证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明》，到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申请办理计划生育验证手续。
外来人员中非务工、经商的育龄妇女，应当自取得上海市外来人员暂住登记证明（以下简称暂住证明）之日起15日内，持本人居民身份证、暂住证明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明》，到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申请办理计划生育验证手续。
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应当自接受申请之日起3日内，对有关申请进行审查。对合格者，在其暂住证或者暂住证明上加盖计划生育验证合格章。
持有加盖计划生育验证合格章的暂住证者，应当每年到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复验1次。逾期不复验或者复验不合格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可以提请工商、劳动等行政管理部门收回其营业执照、就业证。
第九条 （前置条件）
外来人员中务工、经商的育龄妇女在本市申领营业执照、就业证时，工商、劳动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查验其暂住证，对没有加盖计划生育验证合格章的，不予审批。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外来人员中取得营业执照的育龄妇女，在进行年度验证时，应当查验其计划生育复验合格证明。
外来人员在本市申领蓝印户口，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计划生育的规定。对违反国家计划生育规定的外来人员，不予办理蓝印户口。
第十条 （生育联系卡）
外来人员妇女拟在本市生育的，应当持本人居民身份证和计划生育证件，到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申领《上海市外来人员妇女生育联系卡》（以下简称《生育联系卡》）。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在查验其证件后，应当发给《生育联系卡》，
并在10日内书面通知所属乡（镇）卫生院或者街道医院。
拟在本市生育的外来人员妇女，凭《生育联系卡》到本市医疗保健机构进行产前检查和分娩。
第十一条 （登记与通报）
本市医疗保健机构接受外来人员孕产妇分娩，应当检查其《生育联系卡》、居民身份证和暂住证（或者暂住证明）；对没有《生育联系卡》的，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填写《医院通报单》。
医疗保健机构对前来分娩的外来人员孕产妇应当进行登记，并在其分娩后15日内将《生育联系卡》或者《医院通报单》交医院所在地的区、县计生委。
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应当及时将本地区外来人员妇女的生育情况向其常住户口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通报。
第十二条 （宣传教育）
市和区、县计生委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为外来人员提供避孕节育、生殖保健和优生优育的宣传教育等服务。
第十三条 （避孕节育情况检查）
外来人员中的已婚育龄妇女应当根据常住户口所在地计划生育部门的要求，定期将本市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出具的避孕节育情况证明寄回常住户口所在地。
第十四条 （使用计划生育证件的禁止行为）
禁止转让、伪造、买卖、涂改计划生育证件。
第十五条 （避孕药具）
外来人员可以凭加盖计划生育验证合格章的暂住证或者暂住证明，按照下列规定领取避孕药具：
（一）有单位或者雇主的，向单位或者雇主领取。
（二）无单位或者雇主的，向现居住地的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领取。
各级计划生育部门应当保证对外来人员的避孕药具供应。
第十六条 （节育手术费）
外来人员进行节育手术，有单位或者雇主的，其节育手术费由单位或者雇主负担；无单位或者雇主的，其节育手术费向本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报销。
第十七条 （用人单位、雇主的义务）
用人单位、雇主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开展对外来人员的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二）对外来人员妇女生育情况进行登记。
（三）为外来人员提供避孕药具和节育手术费。
（四）接受并协助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对外来人员计划生育进行管理和监督检查。
禁止使用无计划生育证件的外来人员育龄妇女。
第十八条 （户主、房屋出租人的义务）
为外来人员育龄妇女提供住宿的户主或者房屋出租人，应当要求外来人员育龄妇女出示加盖计划生育验证合格章的暂住证或者暂住证明。
发现外来人员育龄妇女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户主或者房屋出租人应当及时报告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
（一）暂住证或者暂住证明未加盖计划生育验证合格章的。
（二）怀孕或者生育的。
第十九条 （奖励）
各级人民政府以及市和区、县计生委对在外来人员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条 （法律责任）
对违反本办法的单位和个人，由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理：
（一）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二款的，按照《上海市计划生育条例》、《上海市计划生育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予以处理。
（二）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或者第十条第一款的，责令其限期补办或者复验，并可处以50元以下罚款；逾期不补办或者不复验的，加倍处罚。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的，给予警告，并可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对用人单位或者雇主每使用1人按照500元处以罚款。
（五）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的，对为外来人员育龄妇女提供住宿的户主或者房屋出租人处以100元至1000元罚款。
农场范围内违反本规定的，由农场所在地的区、县计生委按前款的规定予以处罚。
市或者区、县计生委认为必要时，可以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处罚。
第二十一条 （扣款措施）
对外来人员无计划怀孕的，可以由外来人员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区、县计生委自其怀孕之月起，按照规定采取暂时性扣款措施。经教育采取补救措施者，所扣之款全额退还。经教育仍不改正的，所扣之款作为计划外生育费处理。具体办法由市计生委另行制定。

第二十二条 （处罚程序）
市或者区、县计生委以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作出行政处罚，应当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收缴罚款，应当出具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财物收据。
罚款按规定上缴国库。
第二十三条 （复议和诉讼）
当事人对区、县计生委、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的计划生育委员会申请复议。当事人对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的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第二十四条 （妨碍职务的处理）
拒绝、阻碍市和区、县计生委、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行政管理人员执行职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执法者违法行为的追究）
市和区、县计生委、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的行政管理人员应当遵纪守法，秉公执法。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枉法执行者，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应用解释）
市计生委可以对本办法的具体应用问题进行解释。
第二十七条 （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94年9月1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的《上海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1998年9月17日
隐私权与临床教学

　　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　邓利强　刘凯


前言
从以往的医患关系来看，作为自然人所享有的人格权之一的隐私权与附属医院或教学医院的职能是不存在交集的。但是，由当前众多媒体的报道来看，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在临床教学（或称之为对患者的诊疗）的过程中因隐私权所发生的纠纷处于上升的态势。对于出现此种情况的原因众说纷纭，本文适对在临床教学过程中因隐私权所发生的纠纷，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进行简要的探讨，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一、 隐私、隐私权以及附属医院和临床教学医院的概念
所谓隐私，是指自然人自身所享有的与公众利益无关并不愿意他人知悉的私人信息。
所谓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项人格权。（张新宝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1997年4月群众出版社第21页）一般认为，隐私权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其内容具有真实性和隐秘性，主要包括个人生活宁静权、私人信息保密权、个人通讯秘密权及个人隐私利用权。（王利明《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149）
从我国当前临床教学的实践来看，承担临床教学职能主体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为附属医院，一类为教学医院。所谓附属医院，笔者认为是指高等医学院校（系）设置的包括承担临床教学职能在内的医疗机构。所谓教学医院是指经卫生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评审，达到教学医院条件，并与高等医学院校建立起稳定教学协作关系的地方、部门、工矿、部队所属的综合医院或专科医院。（丁涵章等主编《现代医院管理全书》，杭州出版社，1999）
笔者以为，不管从何种角度对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进行定义，有两种固有的性质是此两类医疗机构所共有的。一是承担公共医疗卫生的职能——根据我国当前所颁布的与医疗卫生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来看，任何一个医疗机构都具有此种职能；第二，承担高等医学院校学生的实习和临床教学的职能。
二、对医疗机构在临床教学过程中因隐私权所产生纠纷呈上升态势原因的分析
经过笔者与医院管理层和一线医师的交流，发现他们对此问题的看法，医生们的观点大体如下：
第一类，随着社会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姓维护自身权益的法律意识在逐渐提高，而医生在对患者实施诊疗行为及带教时，还在延续着老的方法和思路；
第二类，患者一旦选择到附属医院或临床教学医院看病，就等同于默认了其会配合医院的教学职能，因此有些患者主张权利，显然没有道理；
第二类，患者在滥用自己的权利。如果患者到具有临床教学职能的医院来看病，如果个个都强调自身所享有的隐私权，那么医学科学如何发展？国家如何培养医学科学的专业性人才？患者应当考虑到附属医院和临床教学医院的临床教学行为，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是为了更好的为患者服务。
我们认为，前述几种观点的出发点都是好的，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从法学的角度看，前述观点还有继续商榷的余地。
根据民法理论，除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之外，任何民事主体不得推定其他民事主体未予明确的意思表示为“默认”。果真如此，则等同于任一民事主体均可对他人享有设定民事义务的权力，这种做法与民法的基本理念——民事主体之间具有平等的地位显然不符。
当患者来医院检查身体或治疗疾病时，不管是在门诊进行诊疗、还是在急诊进行抢救或是入住医院进行治疗，都与医疗机构之间形成了医疗服务合同。在医疗服务合同之中，一般情况下患者和医疗机构之间是存在“对价”的。此种“对价”就是在医疗服务合同之中，医患双方所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就患方而言，患者应如实地向医师陈述自己的病情并支付相应诊疗费用；就医方而言，医师应当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为标准，对患者实施诊疗行为。
从患者所享有的隐私权角度来看，其面对自己的经治医师如实陈述自己的病情，是为了使其自身更大的利益——生命健康权得到保障，而放弃了自己所享有的针对自身所患疾病这一个人隐私的隐私权。但是，从医师或者医疗机构的角度来看，这应当被视为在医疗服务合同之中，患者作为一方合同主体为了医师实施诊疗行为所给予的配合。根据医疗服务合同的性质进行分析，这是患者在医疗服务合同之中所应当承担的合同义务，非如此不能达到医患双方订立医疗服务合同的目的，这是患者在与医疗机构订立医疗服务合同之后，依据医学科学，为了医疗服务合同订立的目的，在客观情形下、针对特定的对象、自愿的缩小了其自身隐私的外延。因此，不能据此认为患者来到医院看病就不享有隐私权。
如前所述，患者缩小自身隐私的外延的行为在医疗服务合同之中是必须的。但此种必须的前提是患者自愿，并且是针对特定对象的自愿。根据民法理论，在医疗服务合同之中，除患者的经治医师、护士为了合同的目的有权要求患者如实陈述及配合之外，任何人都不得侵犯患者的隐私权。如前所述，患者的隐私权只能由患者自身决定是否部分放弃或完全放弃。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医疗机构以救死扶伤，防病治病，为公民的健康服务为宗旨”。这一条文，明确指出了医疗机构被设立的目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国家扶持医疗机构的发展，鼓励多种形式兴办医疗机构”。结合此条例所规定的第三及第四条的规定来看，不管是公立医疗机构也好，还是私立医疗机构也罢，只要是医疗机构就都具有为公共卫生服务的职能。
根据前述对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附属医院所具有的临床教学的职能，是由设立它的高等医学院校（或系）所下达的，笔者认为，附属医院所具有的临床教学的职能，是附属医院的“职务行为”。而对教学医院的概念界定后，我们可以看出，某一个医疗机构如果成为一个教学医院，其应当经过的程序包括：１、由卫生行政部门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评审；２、在达到一定的标准之后，由医疗机构与高等医学院校（系）进行协商。在前述两个程序完成之后，医疗机构才能在除公共卫生服务的职能之外具有临床教学的职能。由此可以看出，医疗机构所具有的临床教学的职能，并非其被设立的本来目的。教学医院所具有的教学职能，是其在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条件并经行政部门审批后，与高等医学院校（系）经过协商之后所取得的。因此，这就等同于医疗机构与高等医学院校（系）之间形成了一种无名合同，在此一合同之中，教学医院所具有的此种教学职能是根据双方的约定或者惯例，其所应当负担的一种合同项下的契约义务。
根据合同法的理论，合同具有相对性，在合同项下，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均不涉及除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因此，医学人才的培养，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等事项的约定，只能认为是签订这一无名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这一合同的目的。
但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医学科学的发展确实能够让普通人受益，那么能否认为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所具有的临床教学职能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范畴呢？由我国当前法学学者对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的研究来看，尚没有形成一种通说。我们认为，所谓社会公共利益是指可以通过一定的行为在短期内确实实现且能够为全体社会成员所享有的诸多具有社会公益性的设施、产品或服务。因此，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发展医学科学是一种为了社会公共利益某一方面（在本文特指公共医疗卫生）的实现所为的一种必要的行为，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医学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所以，在医疗服务合同之以及临床教学中，过分强调前述任何一种权益都不恰当。
通过前述的简要的分析，笔者以为，当前对在临床教学过程中因隐私权所发生的纠纷呈逐渐上升态势的原因，应当是对患者所享有的隐私权、患者在医疗服务合同之中自愿缩小其自身所享有隐私外延行为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理解上的偏差所造成的。我们呼吁患者应当从社会公共利益角度对临床教学的行为给予支持，而医疗机构则应在充分尊重患者隐私的情况下安排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恰当地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
从自然人所享有的民事权利的角度来看，此种权利应当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但从社会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果一个社会要正常有序合乎理性的向前发展，就必须要对自然人所享有的那些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权利给予合法并且合理的限制。两者之间所存在的此种矛盾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所要作的是如何准确把握一种“尺度”，既不允许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来侵犯自然人所享有的民事权利；也不允许自然人以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为理由来藐视社会公共利益的存在。
就隐私权与临床教学之间所产生的问题来看，本质原因正是如此，这是一个永远值得我们探究和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