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犯罪的成本分析与预防
韩豫宛

　　　在合同诈骗犯罪这一典型的经济犯罪类型中，犯罪的实施一般不是基于突然发生的感情冲动，犯罪分子在犯罪前通常要通过周密的、精细的分析和计算，进行犯罪行为的成本收益预测，权衡得失，选择是否实施诈骗，如何实施诈骗，尤其是在巨额诈骗案件中犯罪分子“理性经济人”的特点和智能性的特点表现得理更为突出。如果犯罪成本大于犯罪收益，犯罪则无利可图，犯罪将被扼制。因此研究合同诈骗犯罪的成本，通过提高犯罪成本而防范合同诈骗犯罪，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合同诈骗犯罪的成本构成及成本影响因素
　　合同诈骗犯罪的成本(C)，是指犯罪分子实施合同诈骗犯罪行为的全部支出，包括现实的支出和未来可能的支出1，具体包括：合同诈骗过程中的时间、劳动、费用开支(C11)；法律制裁的风险(C22)；合法经营的可得收益(C33)；社会对犯罪分子评价的减损和犯罪分子自身的心理道德损失(C44)，那么合同诈骗犯罪的成本C的形式定义可经表述为：C=C11＋C22＋C33＋C44
　　(一)合同诈骗过程中的时间、劳动和费用开支
　　合同诈骗过程中的时间、劳动和费用开支构成了犯罪分子的直接支出，其大小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诈骗方的资本信用等真实信息的市场公开程度，若公开程度则诈骗不易得逞。二是缔约对物的缔约能力、防诈骗能力和谨慎注意程度。近年来的合同诈骗犯罪案件中，单位受害人大大多于个人受害人，其中又以国有企业居多。究其原因与个人对自己财产所尽之较大谨慎注意不无关系。2三是私法为合同缔结过程中防范诈骗所提供的防范措施。合同诈骗以合同的存在为前提，与合同纠纷联系紧密，在诈骗结果发生前或诈骗得以确认前，无法确定合同的违法和无效，合同对即使是善意的一方仍然有约束力，如何使善意一方既能防止诈骗，避免因自己单方履行合同而受损失，又不致于因自己不履行合同而承担违约责任，私法规范必须提供救济的手段。例如：新合同法第66条规定同时履行抗辩制度和第68条规定的不安抗辩制度就有利于防范合同诈骗，使诈骗不易得逞而提高犯罪成本。
　　(二)法律制裁的风险
　　合同诈骗犯罪的法律制裁涉及私法责任(主要是赔偿受害人损失)和公法责任(主要是刑罚制裁)。法律制裁之目的，不仅在于对已然之违法犯罪的惩罚和对已经犯了罪的人的教育改造，也在于震慑意欲实施犯罪的人，使他们慑于刑罚之苦而放弃为恶的冲动，从而遏制即将发生的违法犯罪，即立足于对已然犯罪的惩罚，着眼于未然犯罪的预防，法律制裁的风险对预备犯罪的人构成了威慑力。
　　法律制裁的威慑力与制裁的严厉性、确定性、及时性三个要素有着密切的函数关系。
　　法律制裁的风险=f(严厉性×确定性×及时性)
　　刑罚的严厉性通过对犯罪构成的严格程度和法定刑的种类及幅度表现出来，即将什么样的行为定为犯罪。对犯罪规定什么样的刑罚种类和幅度。严厉性是刑罚制裁的首要特征，任何其它制裁手段，其严厉性都不如刑罚制裁，刑罚制裁正是因为具有这种最为严厉的强制性才使其功能得以发挥而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刑罚的严厉性不是随意的，其过与不及，即犯罪界限划定得过大或过小，相应的刑罚种类和幅度规定的过于严厉或轻缓，都会导致刑法资源的浪费或者投入不足，导致刑罚功能的扩张或低下，均不足取。刑罚过于严厉则会对犯罪人造成不必要不应有的伤害，导致犯罪人对社会的仇恨与报复，不利于其悔过自新、回归社会，而且过于严厉的刑罚也会遭到公众的不满和抵制，不能得到公众的支持；相反，如果严厉性不足，则会激发犯罪人的蔑视心理，不足以形成威慑，妨碍刑罚功能的发挥。
　　提高刑罚的严厉性的方法主要是放宽犯罪构成要件和提高法定刑，然而形诸法律文件中的法定刑范围并不足以威慑犯罪分子，他们更加关注罚与实施犯罪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必然性，即犯罪受惩罚的概率以及适应刑罚与实施犯罪的时间间隔，也就是刑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
　　刑罚的确定性，表现为发现犯罪并对犯罪适用刑罚的概率，反映的是犯罪受到制裁的现实可能性，刑罚的威慑力不仅在于刑罚的严厉程度，还在于现实中刑罚适用的必然性程度。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惩罚的警戒或作用，决不是仅看惩罚得严厉与否，而是看有没有人漏网。”3即是否作到了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刑罚的及时性，表现为适用刑罚与实施犯罪之间的时间差。及时地惩罚犯罪，在人们对犯罪的危害记忆犹新的时候就展现犯罪与刑罚之间因果联系的必然性，有利于提高刑罚的威慑力，有利于减少受害人的损失。同时可阻止犯罪分子继续实施新的犯罪，防止其养成犯罪恶习，减少其对社会的危害。
　　法律制裁的风险，构成了犯罪成本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它与刑罚的严厉性、确定性、及时性有着正比例的函数关系，即严厉性、确定性、及时性越高，制裁的风险越大，犯罪成本自然也越高。
　　(三)合法经营的可预期收益
　　市场主体选择合同诈骗行为，是以放弃合法经营的收益为代价，合法经营的正常可预期收益构成了合同诈骗的机会成本，也叫选择成本。如果社会投资环境好，合法营利渠道多，合法经营的可预期收益率高，则放弃合法经营而选择合同诈骗的机会成本就高，故而将会有较少的人选择合同诈骗。反之，若合法经营阻力重重，丛生如棘，预期利润率低，则合同诈骗的欲望将膨胀，动因将增加。合同诈骗犯罪的收益(I)=合同诈骗犯罪的直接所得(I1)－诈骗过程的直接支出(C1)－付出同样支出从事合法经营的收益(C3)。若(C3)增大，则I相对减小，若C1＋C3接近或者等于、大于I1时，选择合同诈骗就将是“不划算”的，甚至是极亏本的。
　　合法经营收益率的影响因素较多。主要有：法律对合法经营的保护力度税收及各项政府的管理费用负担、经济周期、市场不确定性因素等。当前，税外收费名目较多，使企业不堪重负。另外，企业对各类许可证和专项审批规定过细过繁，反映强烈。
　　(四)社会对犯罪分子评价的减损和犯罪分子自身的心理道德损失
　　犯罪分子实施合同诈骗的最终目的在于改善自己的生活，提高自己的效用。而在生活的效用函数中，来自社会的评价，内心道德的自我评价，良心的安适或谴责占据一定的份额。若此种精神的、道德的、社会的评价在社会公众生活效用函数中所占比例越大，则犯罪的成本越高，犯罪的欲望越降低、动因越小。这一成本主要是受社会道德状态影响。除此之外，另一重要因素是人口流动性等社区结构状态4。在社区结构较为稳定，人口流动性较小的地方，人群中彼此较为熟悉，道德的束缚力强；反之，道德的束缚力弱，犯罪率也将随之率低或升高。
　　近年来我国社会道德控制力减弱与社会转型密不可分，一是在农村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中，大批人口由农村走向城市，人口流动频繁，人际交往的频度和强度减弱，社区结构稳定性减弱，在由“熟人的社会”变成“陌生人的社会”的过程中，社区的凝聚力减弱，城市社区生活趋于个性化，道德的、舆论的约束力、控制力减弱5。二是新旧经济体制交替过程中，原来的工作单位、组织纪律等社会规范的约束力减弱。三是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不仅仅削弱政府的组织性和工作效率，更严重的后果是腐蚀着全社会的道德风尚，导致社会道德颓废。
二、提高合同诈骗犯罪的成本，预防合同诈骗犯罪的具体措施
　　(一)提高市场主体的缔约能力、防诈骗能力，加强自我防范
　　市场主体对缔约对手资信状况的了解和保持谨慎注意，是防止合同诈骗的第一步。针对当前单位受骗多于个人受骗，国有资产受骗多于私人资产受骗的现象，及受骗方工作人员与诈骗方内外勾结进行诈骗的现象，国有企、事业单位应进一步完善岗位责任制、项目责任制等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在企业内部建立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国家的财政、会计制度，对于签订合同的预付款、定金，实行会计监督，经济往来坚持钱货两清原则，使财会工作规范化、制度化，以防止犯罪分子利用预付款、定金进行诈骗犯罪。加强企业内部的人事管理制度，建立必要的人事档案，对于有前科、劣迹的人应审慎录用。，同时做好私法与公法的协调，在民法、公司法中应增加和完善从业人员对业主的忠实诚信义务的有关规定，完善有关职务代理法律责任的规定。市场主体应通过学习，掌握运用抵押、质押、留置、不安抗辩、同时履行抗辩及行使合同撤销权等法律途径，防止受骗，减少损失。
　　市场主体在签订合同前应对缔约对手进行选择与调查。调查对方的资信状况，主要包括：第一，对方的经济状况，如注册资本、实有资本、资产负债情况、经济效益情况、经营内容经营水平、生产能力和技术设备等；第二，对方的商业信誉情况，如产品质量、履约能力及以往的履约率等。对资信状况的调查，一般可通过下列途径进行：第一，通过银行调查，这是在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中常用的方法；第二，通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专业性咨询机构进行调查；第三，通过当地的律师事务所进行调查；第四，在国际贸易中，可通过驻外机构进行调查；第五，通过与其有贸易关系的第三方进行调查。
　　(二)作好市场主体有关信息的公开
　　现代企业信用的核心是资本信用，为保证交易安全，我国具有较系统的工商登记管理制度；公司法规定了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金制度，规定了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规定了关联企业、关联交易的特定会计准则，其目的在于尽量公开与市场主体资信状况相关的信息，并通过广告法规定了广告应当具有的真实性，防止通过广告发布虚假信息。然而，现实中企业虚假出资、注册资金不实、发布虚假信息、中介服务机构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情况屡有发生。企业多立帐户，纳税帐户与管理帐户、存款帐户与支付帐户之间不统一的情况严重，有关部门之间缺乏信息沟通，极大地阻碍了市场信息的公开。为交易安全计，上述领域应进一步整顿，使之规范化，如严格执行公司的成立条件，必要时可“揭开公司的面纱”，直接追究公司设立人的责任等。
　　(三)通过提高刑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加大法律制裁的威慑力
　　我国新刑法将合同诈骗从作为侵犯财产罪之一的诈骗罪中分离出来，单列罪名，归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扰乱市场秩序罪中。新刑法第224条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规定，与旧刑法第151、152条相比，法定刑下限由“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变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上限为“无期徒刑”，没有变化；增加了“罚金”刑，反映了对经济犯罪加强财产处罚的现代刑罚趋势。
　　在刑罚严厉性既定的情况下，刑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对于刑罚的威慑力至关重要。就合同诈骗而言，发现犯罪和确定犯罪分子并不难，难点在于犯罪分子大多潜逃而使刑罚难以及时实施，而当刑罚最终确定实施的时候，犯罪分子通常已将赃款藏匿或挥霍，致使受害人的损失无法弥补。正因为如此，刑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对于合同诈骗犯罪的惩治和预防而言，意义尤为重大。
　　提高刑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的关键在于司法队伍提高素质，提高工作效率，严格执法。否则受害人将由于追究犯罪旷日持久，费用高昂，而丧失对公力救济的信赖，不愿配合，而使追究打击犯罪更加困难。因此，公安、检察机关不断提高侦察破案的效率，提高调查取证的能力，审判机关及时作出判决，各地司法部门应克服地方保护主义，配合协作，解决执行难的问题，使罪犯尽可能快地受到刑罚的制裁。
　　(四)增进国际间司法交流与合作，惩治和预防跨国合同诈骗犯罪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对外贸易、海外投资等国际经济活动日益增加，跨国合同诈骗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与合作是有效防止和控制跨境、跨国犯罪的重要措施和手段。通过加强国际间的司法交流和合作，缔结双边、多边条约的形式，确立“或引渡或审判原则”，十分必要。该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对于国际公约、多边或双边条约所列的国际性犯罪行为，各缔约国如在其领土内发现被指控的犯罪，有义务予以惩治，要么将罪犯引渡到对其有管辖权且提出了引渡请求的国家，要么在不引渡的情况下，将罪犯提交本国主管当局起诉。积极开展跨国犯罪的研究，努力探索未来新形势下控制和打击跨国合同诈骗犯罪的有效对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五)推动社会改革，为合法经营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社会本体(具体讲就是社会的制度、经济、文化等结构)的建设和完善，是社会自我克服犯罪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6。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腐败和吃拿卡要，及低工作效率，官僚主义作风，“不行贿办不成事”等问题，不但使合法经营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而且使其负担加重，合法经营的预期收益率大大下降，从而激发了一些人铤而走险进行经济犯罪活动。这是经济犯罪较为深刻的社会根源之一，是靠刑罚所无法根本克服的社会问题。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在当前的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要进一步转换政府职能，规范约束政府管理行为，政府机构各项收入透明化、公开化，加强廉政建设7。另外，由于公权力的介入所形成的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及行政垄断等都不利于企业的合法经营。总之，要通过改善投资的法制环境，使合法经营者有利可图。
　　(六)提高商业道德，重建市场信用
　　预防犯罪的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优良道德对预防犯罪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合同诈骗不仅是信用危机，也是道德危机。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良好道德传统的优秀民族，然而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历史大变革时期，各种思想观念，各种道德规范正在激烈地争斗和较量。我们既不能不切实际地鼓吹小农经济下“耻于言利”的道德准则，因为它已为历史所淘汰而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也不能提倡“人不为己天洙地灭”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思想。新型的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其基本目标是促使市场主体现性地追求自身利益，其核心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寻求义与利的平衡，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协调，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协调。符合全社会每个人利益的诚实信用原则，其确立和深入人心，既需要法制的保护，也需要漫长的市场碰撞、磨擦、冲突、选择和积淀。坚持不懈地进行法制教育，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保障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正确引导社会文化变革，实现社会价值的重整，对于预防合同诈骗犯罪具有深远的意义。
　　
　　
　　注：
　　1这里的“成本”系经济学的成本概念，其内容大于会计成本概念，包含机会成本。
　　21985年单位被骗的占全部受害者37.16％，1987年占31.88％，1988年占31.22％，俞雷主编《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研究(总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页。
　　3《列宁全集》，第四卷，第356页。
　　4社区是指聚集在某一地域的社会成员或其群体所形成的相互交往与关联的社会共同体及其活动的领域，是构成社会整体的一个单元，也是相对于整个社会的一个小社会，社区具有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等项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
　　5参见《迈向二十一世纪的犯罪预防与控制》，康树华主编，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444页。
　　6参见《犯罪学》，储槐植等著，法律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7政府部门的预算外收入，隐性收入“小金库”，分别被称为第二财政、第三财政，其数额分别与财政、税收收入相当。
　　
江西省抚州市人民政


抚州市城乡医疗救助实施办法

第12号

　　《抚州市城乡医疗救助实施办法》已经2006年8月28日市政府第7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

　　　　　　　　　　　　　　　　　　　　　　　　　　　　　　　　　　　　　市长
　　　　　　　　　　　　　　　　　　　　　　　　　　　　　　　　　二○○六年八月三十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的意见》（赣府发[2006]13号），规范和完善我市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切实帮助我市城乡困难居民中患大病人员解决就医看病的问题，根据省民政厅、卫生厅、财政厅《关于建立和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赣民发[2006]22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城乡医疗救助是通过政府拨款和社会各界自愿捐助等多渠道筹措资金，对患大病的城乡困难居民家庭的医疗费按一定标准给予补助，以缓解其因病致贫而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救助制度。

　　第二章 救助原则

　　第三条 实施城乡医疗救助坚持以下原则：
　　（一）坚持属地管理的原则；
　　（二）坚持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分类施救的原则；
　　（三）坚持政府救助、社会扶助和家庭自救相结合的原则；
　　（四）坚持救助水平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支付能力相适应的原则；
　　（五）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
　　（六）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三章 救助对象

　　第四条 城市医疗救助对象
　　（一）本市城市低保对象中患指定病种未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
　　（二）本市城市低保对象中患指定病种已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但个人负担医疗费仍过高的人员。

　　第五条 农村医疗救助对象
　　（一）本市农村低保对象和五保供养对象中患指定病种未参加当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员；
　　（二）本市农村低保对象和五保供养对象中患指定病种已参加当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个人负担医疗费仍过高的人员。

　　第六条 县（区）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有特殊困难的患病人员。

　　第四章 救助病种

　　第七条 城乡大病医疗救助病种：
（一）恶性肿瘤；
（二）尿毒症（肾功能衰竭）；
（三）重症肝炎（肝硬化或急性肝坏死）；
（四）脑中风；
（五）急性心肌梗塞；
（六）急性坏死性胰腺炎；
（七）县（区）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重大疾病。

　　第八条 救助对象患国家规定的特种传染病，按国家相关规定给予救助。

　　第五章 救助方式

　　第九条 城乡医疗救助分为大病医疗救助和常见病救助两类。大病医疗救助实行医前救助、医中救助、医后救助三种形式。常见病救助实行为城市低保常补对象家庭发放定量医疗救助卡的形式。

　　第十条 城乡大病医疗救助方式
　　（一）医前救助是对生活确实特别困难，已确诊患指定病种但无钱住院治疗的对象采取“先预付后结算”的方式，给予一定金额的救助。
　　（二）医中救助是对患指定病种对象在住院治疗期间中给予一定治疗费用的减免。
　　（三）医后救助是对患指定病种对象住院治疗总费用中个人负担部分超过一定金额的按规定比例给予救助。

　　第十一条 常见病救助可采取对城市低保常补对象家庭每户每年发放一定金额的定点医院医疗救助卡的救助方式。

　　第十二条 城市医疗救助可采取救助对象个人和救助资金各承担50%医疗保险费的办法，资助其参加大病医疗保险，非常补对象年资助金额人均一般不超过50元，常补对象年资助金额人均一般不超过100元。

　　第十三条 已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县（区）,对农村低保对象和五保供养对象的医疗救助，可采取全额资助其参加当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救助方式。

　　第十四条 城市医疗救助的定点医院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定点医院，农村医疗救助定点医院为乡镇合作医疗定点医院。城乡医疗救助原则上规定在定点医院进行治疗，确需转院治疗的，应报县（区）民政部门同意后按当地医疗救助的有关规定办理转院手续。

　　第六章 救助标准

　　第十五条 城乡大病救助按以下标准给予救助：
　　（一）医前救助。对申请医前救助的对象，首次凭医院出具的原始医疗诊断书、病历、医院检查记录、医院出具的治病所需费用证明、居委会生活困难证明等相关材料，经规定程序审核、审批后，按医院出具的所需医疗费用的5%进行医前救助，但一年累计救助金额原则上不超过1000元。
　　（二）医中救助。救助对象在定点医院住院治疗可享受“三大常规”检查费、胸片检查费、普通床位费、护理费各减免50%的医中救助。
　　（三）医后救助。救助对象一般按其个人（家庭）支出医药费总额的20%给予救助。农村低保对象、五保供养对象和城市低保户中的非常补对象一年累计救助金额不超过4000元，城市低保常补对象一年累计救助金额不超过6000元。对确属特别困难的人员，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适当提高救助标准，但城市低保对象一年累计救助金额不超过2万元，农村低保对象、五保供养对象一年累计救助金额不超过1.2万元。

　　第十六条 核定个人年累计负担医疗费用应剔除下列费用：
　　（一）一般门诊发生的费用；
　　（二）医保部门按规定应报销的费用；
　　（三）所在单位为其所报销的费用；
　　（四）各种商业保险赔付的医疗保险金；
　　（五）农村低保对象、五保供养对象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所报销的费用；
　　（六）社会各界互助帮扶给予救助的资金；
　　（七）县（区）民政部门核定医后救助费用时应剔除已垫付的医前救助费用。

　　第十七条 常见病救助标准指各县（区）可为城市低保常补对象家庭每户每年发放医疗救助卡的金额原则上不超过100元，具体救助金额由县（区）人民政府确定，救助对象持卡可随时到当地定点医院看病就医。

　　第七章 大病救助申请审批程序

　　第十八条 申请。申请人（户主）向户籍所在居委会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以下材料：
　　（一）个人申请书；
　　（二）《城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农村五保供养证》复印件；
　　（三）家庭成员居民身份证、户口复印件；
　　（四）医疗诊断书、出院记录、有效发票、病历、收费明细清单；
　　（五）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各种商业保险赔付金证明材料；
　　（六）所在单位报销、补助医疗费的证明材料；
　　（七）有关部门社会资助、扶贫帮困资助情况的证明材料；
　　（八）县（区）民政局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证明材料。

　　第十九条 审查。居（村）委会进行调查和初审，经居（村）委会评议小组评议同意后，如实填写《城市（农村）医疗救助申请表》、《城市（农村）医疗救助审批表》，并在居（村）委会公示栏公示3天，对群众无异议符合条件的对象，报街道（乡镇）审核，对不符合条件的应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居（村）委会自受理申请5日内完成评议、上报工作。

　　第二十条 审核。街道（乡镇）对居（村）委会上报材料进行认真审核，经评议委员会评议后，对有疑问的对象要重新组织调查核实，对符合条件的，在《城市（农村）医疗救助审批表》上签署意见，并上报县（区）民政局审批。同时返回居（村）委会进行二榜公布，公布时间为3天，对不符合条件的应书面通知本人并说明理由。街道（乡镇）应自接到居（村）委会上报材料起5日内完成审核、上报工作。

　　第二十一条 审批。县（区）民政局对街道（乡镇）上报的所有材料进行复核，对申请人家庭实际情况进行入户抽查，经评审委员会同意后，在《城市（农村）医疗救助审批表》上签署意见。返回居（村）委会进行三榜公布，公布时间为3天，对符合条件的及时发放救助金。县（区）民政局自接到街道（乡镇）上报材料之日起10日内完成抽查、审批工作。

　　第八章 资金的筹措和发放
　
　　第二十二条 城乡医疗救助资金主要通过财政预算拨款、福利彩票公益金、社会捐助等多渠道筹措。
　　（一）城乡医疗救助资金均按照省、市、县（区）5：2.5：2.5的比例筹集（国家重点扶贫县按照省、县7.5：2.5的比例筹集）。
　　（二）城市医疗救助资金，省财政按照城市低保对象人数每人每年补助100元，市、县（区）各按照50元予以配套安排；
　　（三）农村医疗救助资金，省财政按照农村低保和五保供养人数每人每年补助80元，市、县（区）财政各按照40元予以配套安排。
　　（四）市、县（区）要将所需配套资金列入财政预算，与省级下拨的医疗补助资金统筹使用。各县（区）城乡医疗救助资金年度支出率不得少于资金总额的90%。

　　第二十三条 城乡医疗救助资金实行专项调拨、封闭运行。
　　（一）各级财政要在“财政社会保障基金专户”下开设“城市医疗救助资金”和“农村医疗救助资金”分户（以下简称财政专户）。
　　（二）上级下达的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及本级财政预算安排的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均纳入同级国库内设的“财政社会保障补助资金专户”。
　　（三）各级财政部门要根据当地政府批准的年度城乡医疗救助资金预算和民政部门用款计划，及时将资金由“财政社会保障补助资金专户”拨至财政专户。
　
　　第二十四条 城乡医疗救助资金实行社会化发放的方式。
　　（一）根据城乡医疗救助对象看病就医难的实际需要，财政部门要预拨部分医疗救助周转金至民政部门医疗救助专户，用于垫付救助对象应急就医的部分医前费用。
　　（二）民政部门定期将核定的救助对象名单和医疗救助费用报送同级财政部门，财政部门按照民政部门提供的救助对象名单和金额，及时将资金从财政专户拨至各金融网点，存入救助对象的存折。 　
　　（三）各县（区）实行社会化发放所需费用，由县（区）财政安排解决，不得挤占城乡医疗救助资金。

　　第九章 医疗服务和优惠政策

　　第二十五条 市、县（区）卫生部门要按照“布局合理、数量适宜、满足需要、方便就近”的原则，在城乡选择和确定提供医疗救助服务好的医疗卫生机构，为城乡医疗救助对象提供价廉质优的服务。

　　第二十六条 卫生部门要协助民政部门，参照当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甲类用药目录、诊疗项目目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或医疗保险基本用药目录、医疗检查项目以及医疗服务设施目录，制订医疗救助对象的医疗服务标准，引导医疗机构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因病施治，控制和降低医药费用，保证医疗质量和安全。

　　第二十七条 承担医疗救助任务的医疗机构，要保证有适宜的服务设施（包括门诊及住院）用于提供医疗救助服务，有条件的可单独开设为医疗救助对象服务的门诊和病区，方便医疗救助对象就医住院。对于服务设施的标准可适当加以控制，保证医疗救助经费主要用于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鼓励、支持公办医疗机构采用多种形式自愿减免医疗救助对象的医疗费用。

　　第二十八条 承担为医疗救助对象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要严格执行医疗服务的诊疗规范和操作规程，设有专（兼）职人员负责医疗救助的管理工作。

　　第二十九条 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到市、县（区）定点医院门诊治病，凭《城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和《农村五保供养证》免交普通注射费、换药手续费；到住院部治病的“三大常规”检查费、胸片检查费、普通床位费、护理费各减免50%。

　　第十章 监督和管理

　　第三十条 各县（区）要成立政府领导任组长、民政、卫生、财政等部门参加的城乡医疗救助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统一组织协调城乡医疗救助工作。城乡医疗救助是一项新的工作任务，各级要重视基层社会救助机构的建设，充实力量，市财政应根据市民政局工作需要安排必要的城乡医疗救助工作经费，县（区）财政要按照本县（区）医疗救助资金支出的一定比例列支城乡医疗救助工作经费，并确保足额到位。

　　第三十一条 各县（区）民政部门要按照救助对象类别、困难程度、病种病情、医药费开支等情况，需要救助的人数和所需资金，研究制定符合本县（区）实际情况的城乡医疗救助实施细则。

　　第三十二条 建立和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工作，是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医疗，健全和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的一项重要举措，各相关部门要明确责任、密切配合，形成合力。
　　（一）民政部门是城乡医疗救助工作的主管部门，要协调有关部门建立城乡医疗救助管理的有关规章制度，抓好城乡社会救助政策的落实；
　　（二）卫生部门要加强对承担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的监管，落实对救助对象的有关优惠减免政策，让城乡困难群众花最少的钱治好病；
　　（三）财政部门要积极落实城乡医疗救助资金，研究制定城乡医疗救助资金管理办法，加强对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的管理与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三条 城乡医疗救助工作要坚持集体评议评审制度，做到救助政策、救助程序、救助对象、救助金额四公开，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对于暗箱操作、挤占、挪用、贪污医疗救助资金以及徇私舞弊、弄虚作假骗取医疗救助资金的要严肃查处，依法依纪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确保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顺利实施。

　　第三十四条 城乡医疗救助定点医院不按相关规定执行或不落实优惠配套政策的，取消其定点医院资格。

　　第三十五条 县（区）民政局应当做好救助对象的登记备案、建档和统计工作，每月末向市民政局上报《城市（农村）医疗救助资金发放统计台账》、《城市（农村）医疗救助情况月统计表》，每季度末向市民政局上报《城市（农村）医疗救助情况统计表》。

　　第三十六条 建立城乡医疗救助台账资料：
（一）城市（农村）医疗救助资金发放统计台账；
（二）城市（农村）医疗救助对象备案名册；
（三）城市（农村）医疗救助对象情况统计表；
（四）城市（农村）医疗救助情况月统计表。

　　第三十七条 建立城乡医疗救助对象家庭个人档案：
（一）城市（农村）医疗救助申请书；
（二）城市（农村）医疗救助申请表；
（三）城市（农村）医疗救助审批表；
（四）家庭成员户口本、身份证、保障证复印件；
（五）医疗诊断书、出院记录、有效发票、病历、收费明细清单；
（六）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各种商业保险赔付金证明材料；
（七）所在单位报销、补助医疗费证明材料；
（八）有关部门社会救助、扶贫帮困资助情况证明材料。

　　第十一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