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



（ 姚魏 上海社会科学院宪法、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200025）

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山东齐玉苓案作出《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该批复成为当年宪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该案也被媒体称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学者们对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所产生的现实意义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该批复是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标志，它意味着宪法作为法院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在司法解释中得到承认，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另有人认为，该案仅是普通民事案件，不应适用宪法，最高院作出该司法解释是违宪行为；还有人认为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可能有不恰当的地方，所产生的意义也没有媒体宣传的那样巨大，但对宪法进入诉讼领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拟对该案引发的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问题作一些论述。

一、宪法的司法适用在宪法实践中的地位。齐玉苓案被称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那么，何为“宪法司法化”？这种表述是否科学？我们不难看出“宪法司法化”提法的创始人本意是指，宪法像其它法律一样具有司法适用性，即同样能够进入司法程序，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依据。但是从字面上看，“宪法司法化”表示宪法不断适应自身进入司法领域的要求而自我完善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要通过宪法的修改来逐步推进。因此“宪法司法化”的提法不准确。笔者认为，科学的提法应是“宪法的司法适用”。对宪法的司法适用在宪法实践中的地位的正确认识还有赖于它与相关概念的辨析。首先，人们通常认为宪法的司法适用起源于美国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将宪法的司法适用等同于违宪审查。虽然美国最高联邦法院解决的是个案问题，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同时确认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排除了违宪法律在司法适用中的可能，它的真实意图在于确立司法权对立法权的制约。而我们所称的宪法的司法适用仅是指宪法直接适用于个案。因为美国的违宪审查权掌握在司法机关手中，所以很容易把违宪审查与宪法的司法适用当成一回事。其次，有人认为宪法监督不包括宪法的司法适用。这其实是将宪法监督等同于违宪审查。在我国违宪审查机关唯权力机关一家，但宪法的监督主体却具有多样性。宪法监督在外延上不仅包括违宪审查，也包括宪法的司法适用。违宪审查是对抽象的违宪行为进行审查，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对具体的违宪个案进行裁判。两者互为补充，共同成为宪法监督的重要内容，维护宪法的权威。再次，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否就是宪法诉讼呢？在我国宪法诉讼是指公民的宪法权利和自由受到侵害后，通过其它救济模式，如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仍无法得到保护时，而向有权机关提起诉讼的一项法律制度。因此宪法诉讼与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但是在由法院负责违宪审查的国家，宪法诉讼则包含了违宪审查和宪法的司法适用两个方面。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宪法的司法适用在我国宪法实践中的地位。

二、宪法长期没有进入司法适用领域的原因。1、对两个司法解释的错误认识。1955年最高院对新疆高级人民法院作过一个批复，批复认为宪法在刑事方面并不规定科罪量刑的问题，因此，“在刑事判决中，宪法不宜引为论罪科刑的依据”。1986年最高院在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在法律文书中引用，国务院各部委发布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各县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和发布的决定、决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和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和批复等不可以引用。一般认为，中国宪法不能进入法院的具体诉讼主要是基于以上两个司法解释。笔者认为，1955年的批复并不能排除在判决中引用宪法的可能，在刑事判决中不引用宪法定罪量刑是正确的，但不能扩大为在民事、行政案件的判决中一概不引用宪法。1986年的批复对法院是否可以引用宪法规定判案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法院因此剥夺了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没有道理的。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根本无权中止宪法的执行力。法院作为司法机关不能决定“司”哪些法，不“司”哪些法。[1]2、现代宪法观念的作用。其一、宪法的章程化的观念。人们在性质上把宪法等同于一般政党、团体内部的章程。章程是指政党、社会团体规定本组织内部事务的一种共同遵守的文件，而宪法作为一种法，有普遍约束力和国家强制力。把宪法看成章程就是把宪法划入了思想意识和纪律的范畴，在观念上已经潜意识地否定了宪法的司法适用。其二、宪法的纲领化的观念。纲领是现在不存在，需要进一步努力奋斗，将来才能实现的目标、完成的任务及其行动的步骤。也就是说人们没有把宪法中的公民权利看成是法定权利，而只是一种应然权利。焦洪昌教授说过：“平等最初只是一个法律观念，后来随着社会进步，被人们看成法律原则，再进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权利。平等只有作为一种法律权利时，才能得到司法救济。”[2]笔者认为像平等权这样的宪法权利还处在法律观念和法律原则阶段上，不能被司法保护也是意料中的事。其三、宪法的政治化的观念。人们片面强调宪法的阶级性，似乎凡是宪法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在学术研究中也把宪法学搞成了政治学。除了一个徒有虚名的“根本大法”的概念外，宪法几乎丧失了作为法应有的其它特征。因此，解决宪法问题只能通过政治斗争，而不是司法过程。[3]总之，中国公民的宪法权利意识不强。新中国的成立，虽然理论上说为建立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奠定了基础，但是社会实践中诸多原因造成了公民宪法意识不强。人们逐步形成宪法不是法，不具有法律强制力的观念，认为违反民法、刑法是违法犯罪，而违反宪法则无所谓，以至违法现象屡见不鲜，人们也无动于衷。[4]

三、宪法进入司法适用领域的必要性。1、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宪法至上观念的需要。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的最高行为准则。既然宪法也是法，那就应该有法律效力。如果没有司法效力，所谓的法律效力就是空话。如果不能在司法机关得到执行，不能在实际中运用，就是一纸空文。但是有的学者认为在下位法中找不到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时，法院可以直接拿宪法作为判案依据，岂不是把宪法的作用定位为替其它法律拾遗补缺？这有违于宪法的根本大法的地位，不利于宪法至上观念的形成。笔者认为不然。这正体现了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宪法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最终防线，其它法律无能为力时，宪法可以挺身而出。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2、宪法的司法适用是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需要。首先，根据专家统计，宪法中规定的十余项公民的基本权利通过法律、法规具体落实保护措施的只有一半，例如受教育权、言论自由权、结社权等，法律都未作出具体规定。如果没有宪法诉讼制度，何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其次，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由于普通法律规范的内容比较具体，往往无法为这些新型法律关系的处理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而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概括性，能够适应社会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如果宪法可以进入司法适用领域可以弥补普通法律的缺陷。再次，有些典型的宪法诉讼案件被强行纳入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破坏了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的案子，法院将其列为行政诉讼案件，这超出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只能对行政主体侵犯自己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案件提起行政诉讼。而本案中的学校作为准行政主体侵犯的是原告的受教育权。因此适用宪法中对公民受教育权的保护的条款作出判决才是恰当的。

四、宪法的司法适用的规则。我们在解放思想，确认宪法也可以进入司法适用领域的同时，也应当肯定宪法并不是在任何案件中都可以作为判案依据的。宪法的司法适用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1、法院在审判刑事案件时，宪法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世界各国普遍通行“罪刑法定”的原则。这里的“法”只能解释为刑法，不能作任何扩大解释。因为刑罚是最严厉的惩罚，它可以限制人身自由，甚至剥夺人的生命。如果宪法也能定罪量刑，那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公民的基本人权何以保障？2、法院在面临宪法、法律都对涉讼行为作出了相同的规定时，应当优先适用低位阶的法律规范，而不能直接适用高位阶的宪法规范。因为这些法律在制定时是以宪法为依据的，适用这些法律就等于间接地适用了宪法，所以不必在任何时候都使用宪法这个“尚方宝剑”。3、法院在认为宪法、法律对涉讼行为作出了不同规定时，不能直接适用宪法。因为在我国，司法机关不能对法律进行违宪审查，法律是否违宪只能由权力机关来判断。所以法院应中止审理，逐级上报，最后由最高权力机关决定法律违宪与否。如果法律违宪，则直接适用宪法。4、法院面临法律没有对涉讼行为作出规定，而宪法作了规定时，应当适用宪法。现实生活中这类案件往往不被受理，如王立春等诉民族饭店选举权纠纷案。因为我国长期存在“法不授权则不受理”的立案制度。其实“法不授权不可为”一般针对具有主动性、扩张性的行政机关，而审判权则是被动的，“不告不理”是法院审判权的前提。司法救济是公民权利保障的最后一条防线，因此通过限制法院的受案范围来防止滥用权力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符合法治原则的。[5]5、法院在审理因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提起的民事、行政诉讼的案件时，部分适用宪法。在齐玉苓案中，最高院指出：“陈某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某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可见最高院把此案仅是看成特殊的民事案件。笔者认为这类案件应是宪法附带民事诉讼，而且宪法诉讼是核心。虽然宪法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制裁性，但确认和宣告某个行为违宪，在某些时候还可以撤销违宪行为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制裁。它体现了司法者对违宪行为的否定态度和对受害人的支持，但为了更有利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往往还支持他们的民事、行政诉讼请求，在本案中就表现为民事赔偿。这类案件应该首先通过宪法的司法适用确认行为违宪，在此基础上追究行为人的其它法律责任。
注释:
[1]王振民：《我国宪法可否进入诉讼》，《法商研究》1999年第5期第29页。
[2] 南香红、曾民：《成都“身高歧视案”引发宪法平等权讨论》，《南方周末》2002年1月31日第7版。
[3]廖中洪：《中国宪法非讼化原因探析》，《学习与探索》2000年第5期第86页。
[4] 周叶中、刘鸿章：《加强宪法监督，建设法治国家》，《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第29页。
[5] ]蒋德海：《宪法司法化对我国立案制度和判决模式的影响》，《上海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第6 页。



广西玉林市人民政府


玉林市人民政府文件

玉政办[2001] 67号

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强民用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监督管理补充规定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市直各委办局：
《关于加强民用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监督管理的补充规定》已经市人民政府第33次常务会议讨论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00一年十月十六日


关于加强民用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监督管理的补充规定

为了加强我市民用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的管理，防止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流散社会，预防和减少涉爆案件、涉及剧毒物品案件以及重大事故的发生，严厉打击涉及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的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条例》的规定、自治区的有关规定和《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林市民用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统一专营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玉政办[2000]49号）的精神，特制订如下补充规定。
一、民用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生产、经营的审批
（一）建立民用爆炸器材生产工厂，必须由申办单位持申办报告和设计图纸向所在地派出所、县（市）区公安（分）局、市公安局申报，再向自治区公安厅和自治区国防科工办申报审批，经验收合格后，由国家国防科工委发给《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凭《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证》、《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爆炸物品储存许可证》到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生产。
（二）申请建立烟花爆竹生产工厂必须由申办单位持申办报告和设计图纸向所在地的派出所、公安（分）局申请，经现场勘验和初审同意后，逐级上报自治区公安厅审查批准。按批准设计图纸施工，工程竣工后经公安局或自治区公安厅验收合格的，由自治区公安厅发给《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凭《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证》、《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爆炸物品储存许可证》到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领取营业执照，方可生产。
（三）生产爆炸物品的厂家要建立严格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安全管理责任制度，防止和杜绝爆炸事故发生。
（四）严格民用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经营的审批手续。凡是符合经销爆炸物品条件的单位，必须由所在地县（市）公安局核发《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凡是符合经销剧毒物品条件的单位，由所在地县（市）公安局核实后，经玉林市公安局审核同意，报自治区公安厅批准，由自治区公安厅发给《剧毒物品经营许可证》。《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的核发，市直民用爆破器材和剧毒物品专营公司到玉林市公安局办理，各县（市）民用爆破器材和剧毒物品专营公司到各县（市）公安局办理。
（五）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的经营必须进行专营。由市政府指定获得《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和《剧毒物品销售许可证》的经营单位专营，非专营单位一律不准参与经营。
二、民用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购进的管理
（一）全市民用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氰化钠、氰化钾、砒霜）由市民用爆破器材和剧毒物品专营公司或市黄金公司到玉林市公安局开具《爆炸物品购买证》和《剧毒物品购买证》统一组织购进。需要到自治区外购进的，由专营公司提出申请，经市公安局审核后，再到自治区公安厅办理有关手续，方可购进。
（二）各县（市）区民用爆破器材和剧毒物品专营公司或黄金公司，需要购进民用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的，由公司出具证明，主管部门同意，经各县（市）区公安局审核后，报玉林市公安局审批，开具《爆炸物品购买证》和《剧毒物品购买证》统一到市民用爆破器材和剧毒物品专营公司或市黄金公司购进。
（三）各县（市）区公安（分）局，不准开具《爆炸物品购买证》和《剧毒物品购买证》给经营者到市内外生产厂家或通过其它渠道直接购进民用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
（四）各县（市）区民用爆破器材和剧毒物品专营公司或黄金公司不得擅自到市内外民用爆炸物品生产厂家和剧毒物品生产厂家或通过其它渠道直接购进民用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
三、民用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销售的管理
（一）工商部门对申办经营民用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的单位，必须凭其持有的《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爆炸物品储存许可证》、《剧毒物品经营许可证》、《剧毒物品储存许可证》和市政府指定其专营的有关文件方可办理有关的登记手续，发给营业执照。专营单位在证照齐全的情况下，方可从事专营活动，不准超范围经营，严禁与其它化工产品同店经营。
（二）凡具备使用条件的单位和个人需要爆炸物品或剧毒物品的，报辖区派出所审核同意后，向所在地县（市）公安局申请领取《爆炸物品购买证》或《剧毒物品购买证》，凭证到县（市）民用爆破器材和剧毒物品专营公司或黄金公司购买。经销单位在销售民用爆炸物品或剧毒物品时，必须验、收由公安机关签发的《爆炸物品购买证》或《剧毒物品购买证》。
（三）没有民用爆破器材和剧毒物品专营公司或没有黄金公司的县（市）区，爆炸物品或剧毒物品由市民用爆破器材和剧毒物品专营公司或市黄金公司凭证直接供应；严禁向无购买证的单位或个人出售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
（四）凡经批准具有合法证照的烟花爆竹生产厂家，需要使用氯酸钾的，由使用单位向县（市）区公安（分）局申请，签署意见后报市公安局审批，由市公安局开具《爆炸物品购买证》，到市民用爆破器材和剧毒物品专营公司购买。
（五）严禁生产厂家在玉林市范围内自销民用爆炸物品或剧毒物品；严禁自由买卖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严禁用民用爆炸物品或剧毒物品换取其它物品；严禁买卖剧毒鼠药（如氟乙酰胺、毒鼠强）及诱饵。
四、民用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储存的管理
（一）民用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必须储存在专用仓库、储存室。专用仓库、储存室要有防火、防雷、防盗等设施，有管理制度，有专人负责管理，严禁任意存放。
（二）设立民用爆炸物品或剧毒物品储存仓库时，必须持县（市）以上主管部门批准的文件和设计图纸及专职保管人员登记表，向所在地县（市）公安局申请许可。《剧毒物品储存许可证》以及市直单位和个人的《爆炸物品储存许可证》，由玉林市公安局审批、发证。各县（市）单位和个人的《爆炸物品储存许可证》，由各县（市）公安局审批、发证，报市公安局备案。
（三）库房内储存民用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的数量不得超过设计容量，性质相抵触的民用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必须分库存放。仓库内严禁存放其它物品。仓库必须有人防、犬防、技防“三防”措施，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仓库安全。
（四）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的储存，必须建立台帐制度，储存、出库都要凭证登记。
（五）凡在爆炸物品储存仓库周边设立建筑物，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距离建设。
五、民用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运输的管理
（一）购买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需要运输时，应当在向所在地公安局申请领取《爆炸物品购买证》和《剧毒物品购买证》的同时，申请领取《爆炸物品运输证》和《剧毒物品运输证》，凭证办理运输，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运输无证的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
（二）各级民用爆破器材和剧毒物品专营公司或黄金公司运输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时，必须使用经公安机关审核批准的自备专用运货车，司机和押运人员要经公安机关严格培训，持证上岗，没有经过培训，没有公安机关发给证件的人员不得运输，行车路线要经公安机关指定，确保运输途中的行车安全。
六、民用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使用的管理
（一）使用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并持有关使用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的地点、品种、数量、用途、四邻距离和安全操作规程的说明文件，向所在地县（市）公安局申请领取《爆炸物品使用许可证》、《剧毒物品使用许可证》后方准使用。
（二）爆破作业必须由经过考核合格的爆破员持《爆破员作业证》进行，严禁无证人员参与爆破作业。
（三）使用剧毒物品的单位必须设立专间、专柜存放剧毒物品，并设专人负责管理，同时必须建立严格的领取清退台帐等制度，随用随领，领取的数量不得超过当次使用量。使用剧毒物品的场所，必须严格出入登记等制度，无关人员不得擅入。使用剧毒物品的单位，必须建立健全安全操作规程。
（四）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私拿、私用、私藏、赠送、转让、转借爆炸物品或剧毒物品。
七、民用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管理部门的职责
（一）根据属地管理的原则，各县（市）区、各乡镇政府要坚持经常检查制度，加大对社会上流散的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清查收缴宣传工作的力度，摸清非法生产、购销、贩运、持有、私藏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单位及个人的情况，公安部门要彻底收缴流散社会上的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每次检查必须有文字记录，检查人员和被检查单位负责人或业主要在检查记录上签名。
（二）各级公安机关是民用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的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辖区内生产、销售、储存、运输、使用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监督和管理；要切实加强监督管理工作，严格发证，严格执法；要认真查破爆炸犯罪案件和重大盗窃爆炸物品案件，严肃查处非法生产、购销、储存爆炸物品案件；坚决查处私制炸药的违法犯罪行为和非法生产烟花爆竹的窝点，经常开展对涉爆单位进行安全大检查，彻底查堵隐患漏洞，确保安全；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使用爆炸物品和剧毒品的业主和有关当事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该拘留的拘留，该追究刑事责任的追究刑事责任；对重大非法制贩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案件，尤其是民用爆破器材生产、流通企业非法购销的案件，以及在平时清理整顿收缴工作中发现和群众举报违法违规的涉爆和剧毒物品的案件，要落实责任，一抓到底；公安机关要将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日常管理列为乡镇派出所、民警的重要职责，纳入责任目标，并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和责任机制，严格考核、奖惩。
（三）各级工商部门要依法严格核发民用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专营的营业执照，坚决取缔无照经营行为；要建立对化工、农药行业的重点监控制度，运用市场巡查、经济户口管理、预警警示和行政处罚等方式，强化日常监督；同时要发挥年检、回访的作用，进行跟踪检查；对经营混乱、无标识、超范围经营者要依有关法规予以查处。
（四）各级消防、气象部门要加强对区域内生产、经营、储存、使用民用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的单位的防火、防雷措施的安全监督管理。
（五）各民用爆破器材和剧毒物品专营公司、黄金公司要依法经营，严格管理，消除不安全隐患。
（六）各级乡镇企业管理部门、轻工部门、经贸部门和供销社等有关部门单位，要联合成立烟花爆竹管理办公室，统筹协调，严格强化对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的行业管理；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要切实承担烟花爆竹的质量监督职责。
八、对有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置
（一）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条例》有关规定，非法购买、销售、运输、储存、使用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的，由公安机关视情节轻重给予没收物品和治安处罚，造成严重后果触犯刑律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未取得专营资格就擅自经营民用爆炸物品或剧毒物品的，由公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三）超出经营范围经营民用爆炸物品或剧毒物品的，由公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予以查处。
（四）取得专营资格的单位，在生产、储存、销售、运输、使用民用爆炸物品或剧毒物品中，存在安全隐患，经指出仍不改正的，公安机关应吊销其许可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
九、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管理、监督的责任追究
（一）各县（市）区政府（管委）和有关部门要加强安全监督管理，做好防范工作。要定期召开安全防范工作会议，制定严格的防范措施，与有关单位签订责任书，明确责任制，并进行经常性或定期监督检查。对民用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监督管理不善造成重大责任事故，有失职、渎职行为或负有领导责任的地方政府负责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领导，要给予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公安、工商等部门办理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的生产、经营、使用、购买、储存、运输等方面证照时，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安全条件和程序进行审查，不符合条件的，不得批准；不符合条件而予以批准的，要追究审批部门负责人和违规发证照工作人员的责任。对以证照谋私、乱发证照的，要严肃查处。
（三）公安、工商部门发现从事涉及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生产的单位不再具备安全条件的，应当收缴、吊销其有关证照，对发现未依法取得有关证照而进行生产、经营、使用、储存、运输爆炸物品和剧毒物品的，应当立即予以查处；公安、工商部门对此不作出处理的，要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四）辖区内发生爆炸物品事故和剧毒物品事故必须按有关规定上报，隐瞒不报、谎报、拖延不报或阻碍、干涉事故调查的，要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